[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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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巴尔奈留给艾密丽？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遗腹子。巴尔奈重上前线的前夕，艾密丽好几次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怀了一个月的小孩，那一定是个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眨着一对大大的金鱼眼，像他的父亲一样。虽然，小说没有写到孩子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善良的艾密丽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在这可爱的孩子身上延续巴尔奈的生命。　
　　而在《贺大哥》里，贺大哥给崇拜他的爱恋他的小曹留下的是一份爱的信念。小曹说，贺大哥使她重新认识了“美丽”、“幸福”和“爱”等并不罕见的辞语，是有着充满希望、充满鼓舞人们的灵魂的新的含意。当读完贺大哥的病情诊断书后，小曹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一张斑斓的纸板上，精细地画了一个高瘦、大眼、俊美的童话的王子。后来，为了纸板另有用途，她把纸板上的画用橡皮擦去了。这以后，纸板上虽然没有了俊美的武士，而那斑斓却异样地比先前显得尤其的夺目，同时，在那夺目得很的斑斓中，还不时在她的凝视里隐约地出现那俊美的、高挺的王子武士。于是，她心中暗暗地觉得，贺大哥便像那武士一样地消失了。虽然如此，却还是使自己向着一片绚烂无比的斑斓开了眼；而那绚烂的斑斓之中，也或者将永远在自己的凝思之中，隐约着贺大哥，或者那叫人心疼的麦克？H？邱克吧！当贺大哥被前后左右簇拥着走进机舱的时候，小曹突然明白：　
　　　
　　对于我，贺大哥已经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贺大哥，一个人生活，就像蒲公英的种子离开了枯萎的花朵，乘风而去，飞向辽阔无垠的世界。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2页。　
　　　
　　这就是说，贺大哥的理想，他自己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小曹是他的后来者。当那位刘先生企图“诱导”小曹，消除贺大哥对她的思想影响时，她反而更加坚定。她要摆脱家庭的束缚，独立地去实现贺大哥留下来的理想：“明天去登个报，找个英文家教，试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4页。　
　　显然，相比之下，贺大哥留下的这份爱的精神的文化的遗产，影响更为深远。　
　　（三）　
　　这两篇小说，特别是《贺大哥》的问世，表现出了对于越战的尖锐批判精神，在当时的台湾，是很有意义的。就连早年的林梵也说：“全世界关注之下的一场战争，我们的文学界，竟然这样轻易的闪过。是战争离我们很远？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敢去碰这样重大的题材？60年代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大城市酒吧林立，做的就是越战美军来台休假的生意，我们畸形的西化现象，也因之更加恶性膨胀。之所以在文学艺术上几乎呈现一片空白，毋宁是我们逃避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庞大的阴影之下，我们缺乏问难辩证的能力，这也是台湾文坛最可担忧的现象。还好陈映真的两篇小说中，处理的越战后遗症，填补了这个缺憾。”林梵：《越战后遗症》。《书评书目》杂志，1980年7月，87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0页。　
　　事实上，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对越战也还是有所反映的。比如，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在开头就有这么一段叙述：“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叫驻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的时候，台湾也被增列为驻越美军远东区的另一个休假中心。”黄春明：《小寡妇》。《黄春明作品集》第3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9页。于是，一度萎缩萧条的酒吧业突然又蓬勃了起来。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地的酒吧，纷纷重振起来不算，连偏远的地方，不曾有过酒吧的花莲，也增加了这个新行业。只是，《小寡妇》仅仅以越战为背景，主要还是以服务于美军休假的酒吧业为题材，讽刺、嘲弄了某些国人的崇洋媚美的丑态。至于诗人洛夫的《西贡诗抄》，虽然也表现了越战的某些场面、某些人物、某些事件，可惜的是，只是一些纯客观的吟咏，在质疑中也还带有困惑。这些作品，和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相比，社会批判的力度显然就弱了许多。　
　　另外，在陈映真个人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上，《贺大哥》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我在前面第七节已经论述过《唐倩的喜剧》和《六月里的玫瑰花》怎样表现了陈映真创作风格的转变，说明两篇小说都明显地摆脱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而代之以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现在，又是十一年过去，经过又一番历练的陈映真，在他再出发的第一篇小说《贺大哥》里，笔锋显然更加尖锐了，直到勇敢地直指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了。他，批判力度更强，阐述问题更加深刻，怪不得有人要高度评价“贺大哥是一个极富深意的形象”了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试评陈映真的近期创作》。1983年《台湾香港论文选》。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16页。。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快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风格。　
　　你看，《六月里的玫瑰花》的结尾，是那封漂亮的信纸上写的冠冕堂皇的大谎言，浓浓的讽刺意味里又深含着人间大悲剧的色彩。《贺大哥》的结尾，相比之下，明快之中又透出乐观，篇末的一声感慨“——多么煦和的阳光啊”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文集》第3卷，第94页。，岂不象征着世界的明天？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一、看“企业下人的异化”——读《夜行货车》和其他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中篇、短篇，稍嫌局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格局了。——蒋勋（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文集》第5卷，第188页。）　
　　　
　　1978年，陈映真在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除了《贺大哥》，还有《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在这一年3月的《台湾文艺》85期上发表；9月，又有《上班族的一日》在《雄狮美术》91期上发表。　
　　就在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陈映真：《后街》。　
　　今天看来，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整个“回归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乡土文学从反现代主义和反殖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向着回归中国本位、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回归民族文化的方向迈进。乡土文学论战在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接续了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文艺所冲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了乡土文学理论，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果说，台湾文坛上的现实主义过去更多地诉之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指向，那么，陈映真、黄春明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则第一次提出了对于扭曲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的批判问题。在创作方法上，它本着开放的文学精神，在批判现代主义创作路线的同时，并不排斥对其文学技巧的吸收融合赵遐秋、吕正惠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第7章（樊洛平执笔）。（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95—340页。。　
　　（一）　
　　这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已经在台湾深化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他小说创作的视野已经注目于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深刻地表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驻台湾时，带给人们的会是怎样的深刻影响？在陈映真看来，这种影响极其深刻，不仅改变了生活状态，而且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存方式上也引起了剧变。所以，陈映真创作《华盛顿大楼》系列，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的，而且对这一社会现象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陈映真认为，现代跨国企业是在四个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资金，透过国际银行集团，使资本的国际性集中和积累成为可能。”“第二，这空前庞大的资金，使国际规模、超国家的营运预算成为可能。特别是它的‘研究发展’（Researchand　
　　　　　　　　　　Development）部门，预算之大，超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技、文教预算。这么大的财力，使它可以在跨国范围内，调动最强大的人力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与比拟的大规模研究发展工作，形成科技的高度垄断势力。”“第三，为了销售其产品于世界市场，它发展和运用现代空前强力的大众传播技术知识、广告技术和知识、行为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空前强大的行销活动，创造和操纵人的消费欲望，并且在这甜美的操纵中，利用、改造、破坏各市场国家和民族原有的文化特性和价值体系，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生活。”“第四，跨国企业和强权政治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刻影响弱小国家的命运。”“在国际性利润贪欲下，跨国企业向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医药法律、农业用药法规……挑战。它并且以‘现代化’、‘进步’、‘富裕’、‘消费主义’、‘国际主义’向弱小国家的自尊心、民族主义、传统节制的、尊敬自然的哲学挑战。”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页。陈映真更认为，跨国企业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不是以利炮坚船加在弱小国家的头上。它是以甜美的方式——‘进步’、‘舒适’、‘丰富’、‘享乐’……这些麻醉人的心灵的消费主义，加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上，需要一点批判的知识，才能透视它的真相”同①，第13—14页。。遗憾的是，“台湾知识、文化界的一般，似乎对之浑然不觉”。他说，既然跨国经济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与关切，“写自己所注意关切的问题，对于作家，怕是极为平常之事”同①，第14页。。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原因。　
　　对此，陈映真不但有理性的观察与认识，且还有实际生活的体验。原来，1965年7月，他曾就职于美商辉瑞药厂，1975年11月，他又去美商温莎药厂任职。这两家药厂都是跨国性的制药公司，他了解了这种国际性的公司中的一切，他见过美国企业界中的优秀而善良的人，“当然也碰过更多差劲的”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七十年代》月刊，1984年1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6页。。“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看见洋人，和外国人共同工作、打交道，是相当普遍的现实生活。外国公司、贸易公司、来台外国学生……在台北，外国人一点都不新鲜，会说、写英文的人也不少。这在台湾生活中，现实的经济、文化面，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生活依据。”同④。这也就是他写《华盛顿大楼》的生活素材基础。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当今世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经济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陈映真的看法就属于这一种。他们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保护民族经济，保护并发展民族企业。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刘绍铭在1984年7月《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的《陈映真的心路历程》一文里，就提出过质疑：“我这个外行人想知道：没有外资（跨国公司），我们的经济能否继续‘起飞’？跨国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无利可图的话，请他们来台设厂，也不见得会听话。反过来讲，如果跨国公司在台的活动，只限于‘损人利己’，那么以财经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