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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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　
　　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　
　　殖民地流毒，　
　　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　
　　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　
　　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　
　　恐怖政治的战争，　
　　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　
　　因此，　
　　他不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和　
　　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　
　　他必须走入社会，　
　　铲除自私，　
　　关心别人，而且要　
　　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　
　　学成为一个　
　　中国人。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陈映真：《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4—25页。　
　　　
　　当时的陈映真，“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同①，第24页。在一片凌人、窒息的铁墙里，仍然充实地向前走……　
　　《永恒的大地》写了一个三口之家，住在充满阳光的海岛上。老人重病卧床不起，客居海岛以来，非常怀念家乡。那里曾经有过一份大得无比的家业，盼望儿子回去重振家声。儿子从来没有真切的故乡感，也无从像父亲那样有浓浓的乡愁。媳妇是儿子从妓院里赎回来的一个妓女，长相丑陋，却身体强健，精力充沛。儿子对于妻子从来不曾爱过，“却一直贪婪地在伊的那么质朴却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着他的病的欲情”陈映真：《永恒的大地》。《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30页。。而妻子既怕丈夫，恨丈夫，又要依偎于他。等到她知道自己腹中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激动地喊着：“看哪，全新的生命！”这时的她忽然没有了数年来对丈夫的恐惧、怨恨，剩下的是满怀的母性的悲悯，她对丈夫说：　
　　　
　　——这孩子并不是你的。　
　　…………　
　　——那天，我竟遇见了打故乡来的小伙子……　
　　…………　
　　——他说，乡下的故乡鸟特别会叫，花开得尤其香！　
　　…………　
　　——一个来自鸟语花香的婴儿！　
　　…………　
　　——但我的囝仔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陈映真：《永恒的大地》。《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34页。　
　　　
　　小说末尾写道：“又一声遥远的汽笛传来。伊的俗艳的脸挂着一个打皱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强韧，它静谧。”同①，第35页。　
　　显然，这里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把当过妓女的妻子象征着永恒的大地，象征着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她的命运深层地比喻着台湾的命运，她虽丑但很有生命力，生动地象征着台湾虽有种种弊端，但有巨大的潜在的力量。她有了全新的生命，也预示着台湾的前程光辉。这，再一次表现了陈映真对故土的深情。　
　　《某一个日午》是属于大陆人在台湾系列的小说，和其他这方面小说不同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房处长的儿子房恭行自杀的原因，并不是房处长不容他和家里女工彩莲的结合，而是房处长所代表的腐朽势力，让他彻底绝望了。　
　　原来，房恭行意外地发现父亲的一大只木箱，他翻读了一直秘藏在里头的四五十年前的书信、书籍、杂志、剪辑和笔记，他惊奇、激动，而后又愤怒，几乎在每一页都写了眉批。在诀别信上，房恭行告诉父亲：　
　　　
　　读完了它们，我才认识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我极向往着您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着人的最高的进化。却铸造了我这种使我和我这一代人的萎缩成了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地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您使我开眼，但也使我明白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您使我明白了，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我崇拜您，但也在那一瞬之际深深地轻蔑着您，更轻蔑着我自己。我无能力自救于这一切的欺罔，我惟愿这死亡不复是另一个欺罔……陈映真：《某一个日午》。《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43—44页。　
　　　
　　读着这封信，我们能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所深藏的是作家的憎恨、无奈和绝望。　
　　二是，陈映真尽情地赞颂了彩莲：“她在所有的凡俗中，却有强壮、有逼人却又执著的跳跃着的生命，也便因此有仿佛不尽的天明和日出。”同①，第45页。她是一个强者。钱，不要了；她要腹中的孩子，她要独自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在彩莲这位强者的面前，房处长终于“摇摇欲坠了”同②。。　
　　陈映真的爱，他的恨，他的渴望，他愿台湾天明，愿台湾日出，就这样借助于朋友们的帮助，冲破了囚墙的围困，继续传递到读者中间去了。　
　　陈映真在狱中，朋友们也还在继续评论着陈映真的作品。这，也是尉天骢敢为风气之先，正是他为陈映真作品研究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说来也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尉天骢的评论文章，本来是一篇辩护无罪的文字。陈映真被捕后，尉天骢到罗斯福路陈映真家人聘请的王善祥律师那里，要求能够出庭作证。结果，他们拒绝了尉天骢的申请，只收下了尉天骢的辩论文字，这就是后来被陈鼓应拿去在《大学》杂志上发表的辩论文字，也是研究陈映真小说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大学》杂志，1968年12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3页。。当这篇辩护文字发表的时候，台北南海路的科学馆正在展览一批所谓匪谍资料，会场左边的大玻璃柜里，就陈列着陈映真的资料，看来看去也不过几本一般人看不到的书籍和杂志而已。有一天，尉天骢在街头碰到一位颇负盛名的现代诗人，他理直气壮地对尉天骢说：“你还敢发表替陈映真辩护的文字？”尉天骢质问他：“有什么不敢？”“证据都拿出来展览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尉天骢不屑地答道：“展览归展览，关我什么事？”尉天骢：《三十年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2页。想想看，在当时那种腥风血雨的高压下，尉天骢该有多大的勇气！陈映真一生得此知己，足矣！后来，陈映真在为尉天骢的《民族与乡土》作序，写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一文时，深情地写道：1968年仲夏，“我蓦焉远行。不数月，我忽然接到尉天骢的一份法律性文件。展读未竟，我已鼻塞眼热”。“我喃喃自语，簌簌泪下。我想，世上有所谓朋友之义者，大约也不过于此吧。”“天骢憨挚的友情，虽然不曾改变我流落的行脚，然而竟穿过极大的忧惧和不可想象的阻隔，使我在一片枯寂的绝谷中，千万个意外地听到那友爱的声音，直接申诉于时代。而我也理解到：在那一刹那，他的声音，已经超出了私人的情谊。”陈映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陈映真作品集》第10卷，第29页。　
　　《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以文学批评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文学是思想的表现”为立论，依据陈映真的作品来论辩陈映真的思想。文章的结论是：　
　　一、“陈君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一些贫苦的、虚无的、充满浪漫气质的青年，他们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而康雄一群人便是最好的代表”。“这种梦想虽然非常生动，但是等它被现实粉碎了，这些人物也随之而颓废了”。“在每一时代里都有类似康雄一伙人这样的青年，他们满带着虚无的、浪漫的气质，不满意于某些现状。陈君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而他的愤怒、不安，也就是青年人成长期中必然的现象了。”“像这样的年轻人，对于他的环境必然有着特别的敏感。陈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笔下的吴锦翔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热望着、而又被那战乱的情况弄得混乱的本省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前一阶段的陈君的面影，可以看到一个富于理想的穷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混乱中的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的少年，为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那琪道路。这种对现实的了解，如果说是建基于‘思想上的认知’，不如说是建基于‘情绪的反应’；因此他所流露的意识是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而非政治或社会的主张。所以，我们可以说：陈君前一阶段的作品是属于富于浪漫气质的现代主义的。”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5页。　
　　二、“由于年岁的增长，由于对于现实的体认，后一阶段的陈君变了，首先他批评了自己的过去，对那种颓废的、病弱的现代主义提出了批评。”“这样，他不仅不满于自己过去的苍白、悲愤和颓废，而且对于自己过去种种‘对现实的偏执’也大为不满”。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扬弃颓废的现代主义，而将文学艺术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使我们不会步上西方的危机”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5—8页。。　
　　三、“他对中国的文学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主张“伟大的文学和艺术还必须建基在自己的国土上才能开花结果”。“由于他了解到‘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反对世界主义，主张民族主义”，“这样他就必然地要反对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也必然要反对逻辑实证论者了”。“这样他就由以往的否定中肯定了中国的价值和方向，也由此而肯定了以往所否定的四周环境，肯定了执政党所领导的政策”同①，第11—12页。。　
　　由此可见，剥去文章中的政治性的辩辞，这是一篇相当完整的文学评论。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陈映真作品研究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提出了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是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尽管文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有严重分歧，但它仍是非常难得的一家之言，值得进一步探讨。　
　　说到朋友们出版了陈映真的第一本作品集，那是刘绍铭的义举。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义举，陈映真的作品才开始传播到香港、大陆以及海外华人世界。　
　　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那时并不认识陈映真，然而他却在1972年搜集了陈映真的十八篇小说，三篇评论，汇集成《陈映真选集》，编辑为《小草丛刊之七》，在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书前，刘绍铭还写有长序一篇。这篇序文后来又在同年9月的《中外文学》1卷4期上刊载，题目是《爱情的故事——论陈映真的短篇小说》。　
　　出版的消息，是陈映真从四弟的一封隐讳不明的信里猜读出来的，等到四弟来探望陈映真的时候，四弟不好说，他也不能问，陈映真还是大体知道了他的作品选集在香港出版了。　
　　刘绍铭确认，“陈映真是个真情流露的作家。惟其下笔时热情拥抱多于冷酷分析，因此他小说中不少人物，在我们这种自认精神状态正常的人看来，是患了精神病的，说着疯疯癫癫的话。陈映真是个充满了爱心的作家。这一点，他的第一篇小说就隐隐约约地流露了出来”刘绍铭：《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4页。。而“最能反映出作家爱心的，有《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六月里的玫瑰花》”同①，第16页。。同样，和尉天骢一样，刘绍铭也认为，“在理智上，后期的陈映真可说是完全否定了他早期创造的‘康雄’式的人物。他认识到他们的病态与不足”同①，第26—27页。。他认为，他在选集中所选的三篇重要文章，即《现代主义的再开发》、《流放者之歌》、《最牢固的磐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绍铭特别向读者介绍了这三篇文章。他引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一文的见解说：“在第一篇文章里，他肯定了文学家的责任。他说：‘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