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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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没有民族风格，表现不出台湾的生活。1987年，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里，他说他要修正自己的看法：“对台湾现代派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评估，过高的评估现代派是不对的，像我过去一样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也要修正。问题是台湾作家应该怎样把自己的哲学观、世界观建立起来、人生观建立起来，然后自由地去运用，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它所用，从纯形式主义变成有内容的东西。”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8页。
事实上，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也印证了他的观点。一是，随着陈映真生活面的扩大，视野的扩展，他的作品表现生活的广度、深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从1959年的《面摊》到1967年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我们就可从中看出这种生活与创作的轨迹。1967年1月创作的《唐倩的喜剧》，艺术地概括了而且鞭挞了中国一百多年来西化社会思潮中的崇洋媚外的奴性。1967年4月创作的《第一件差事》，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在民族分裂时代渴望统一的心声。1967年7月创作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美军侵略越南的战争灭绝人性的本质。其广度和深度，比起1959年创作起步时作品，更深刻得多了。二是，对其他创作方法，陈映真持有开放的心态，实行的是拿来主义，引进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中一切有表现力的手段，去补充、丰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手法，从而增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度。《我的弟弟康雄》的主观抒情，《文书》的“猫”的象征意义，《死者》突出弥留时的心理活动，等等，都在吸收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某些具体的艺术手法，都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
死亡是一种生命现象，正常的死亡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自然规律。文学是人学，人的死亡自然就成为文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永恒的叙事母题。那种认为一写死亡就是存在主义作品的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问题的关键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要看作家究竟写了什么，又是怎么样去写的。我很赞成陈映真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它强烈地强调个人和自我的重要性。它对社会和集体抱着憎恶与恐惧。它热衷于凝视表现肉欲、死亡、颓败、血污、苍白甚至腐朽这些‘意象’。它醉心于个人潜意识的浑沌的世界。它拒绝意义、道德教训，不相信生命另有目标、责任和意义。它讲求艺术的绝对的‘纯粹’，否定向来语言和形式约定俗成的法则。对于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生活社会与历史嗤之以鼻。它追求神经质、追求官能的倒错，崇拜零碎、纤细、敏锐的‘意象’”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在陈映真看来，“首先是思想而不是技巧决断作品是不是‘现代主义’——尤其是50年代美国作为一种文艺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力量宣传传播的‘现代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许多散文诗，光从技巧上看，‘现代主义’的技巧特征叫人惊叹，但是不会有人把它归类为特别是战后意义的现代主义派。相反，作品基本上‘传统’、‘易懂’些，但思想精神上有现代主义特点，应该划入‘现代派’”同①。。
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审视陈映真在这段时间的作品，尽管他创作的二十二篇小说中就有十八个人物死去，但他们的死亡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的。
我们来看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怎样地走向死亡的——
《死者》里的生发伯，《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的祖母，《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是病死的，属于正常死亡。前两篇作品里，陈映真描写的切入点以及突出的重点，是两位老人的患病、病重、弥留时候，忆起的是那催人泪下的一生的悲惨遭遇。后一篇作品里，陈映真着重写了主人公目睹社会黑暗而受刺激，而患病，而失去生的意念。
《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祖父和伞》里的祖父，《文书》里的安某，《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或为贫困而步入生存的困境，或经历歧视、压迫、磨难而陷入绝境，或因理想破灭而行动极为乏力。总之，都对人生和世事彻底绝望了。
《苹果树》里的廖妻，《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犹如生活在铁屋子一般。赤贫的物质生活，窒息的精神生活，逼得廖妻呆呆傻傻，人们误认为患了精神病，称她为“廖生财的病妻”。季妻懵懵懂懂地打发着每天的日子，漠然地对待人与事。当林武治以苹果树的幸福启迪了廖妻的心灵时，“伊的死鱼一般的眼睛第一次点起了灵秀的人间的光彩”陈映真：《苹果树》。《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6—117页。。在绿色之候鸟上结下的亲密友情，形成的爱的世界，打开了季妻封闭的心扉。然而，她们醒了，却无路可走。
《将军族》里的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儿，历经坎坷，相知相助相爱，为殉情而死。但他们不是一般的殉情。他们处处为对方着想，为了完美的爱情，为了幸福的婚姻，勇敢地选择了死而再生之路，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有理想、有政治目标，是一位忠诚的社会革命者。他设计的革命失败后，痛苦地在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上吊死了。
《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美国黑人兵士巴尼，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最后也死在越南战场。他的悲剧就在于，当他疯狂杀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他竟然愚昧地认为他是在为他的祖国而战。
《哦！苏珊娜》里的彼埃洛，在执行传教任务中车祸而死。《唐倩的喜剧》里的罗仲其，是新实证主义理论家。就是他所倡导的新实证主义，让他陷入不可自拔的自相矛盾的困境，进而导致思想混乱、发狂，而终于自杀。这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在各自的作品里，衬托着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我”、“唐倩”而存在着，对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生着某些象征的作用。
可以说，这十八个人物形象，没有一个不是镌刻着客观社会存在的烙印，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实在的社会意义，决不能说，陈映真写了死亡，他就是现代主义了。
自然，我们也要看到，陈映真也的确受到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看到他还自觉地引进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具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所以，在写“死亡”上，他确实移用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比如，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地描述了人物弥留时的心理活动，这，恰恰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最为热衷的一种写法。
我们看《死者》。
《死者》的主人公生发伯在弥留之际，意识清醒而活跃，他想到过的人和事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是，在回顾自己悲惨一生以后，生发伯愚昧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命运在作祟，只能认命了。“命运如今在他是一个最最实在的真理了，否则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无法解释的：他劳苦终生，终于还落得赤贫如洗；他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如今却落得家破人亡；他想尽方法逃离故乡，却终于又衰衰败败地归根到故乡来。而那些败德的，却正兴旺。这都无非是命运罢。”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4页。要知道，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作家的思想，往往是不能相等的。关键要看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思想的态度。在《死者》里，陈映真同情的是生发伯的一生磨难，对生发伯这种宿命论思想，却是持有保留态度的。生发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患癌症死去的。对这一家“神秘”的死，陈映真透过老人抱养的外孙林钟雄的视角，否定了宿命论的观点。那么，陈映真为什么要这样具体、细致、真切地描写生发伯的这种认命的想法呢？事实上，这样写生发伯，也是在客观上揭示台湾底层乡镇农民的不幸的生活情景，决不是说明“死亡决定于人的命运”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可以说，陈映真越是这样写，人们在同情生发伯的同时，对他的愚昧想法，就越会引发出来质疑：难道，果真是命运在主宰一切吗？这样，独特的审美的艺术效果也就出来了。
二是，二儿死后，生发伯多次想要嘱咐孝顺的二媳妇，要自重，但终未如愿。
小说里，生发伯想起一件旧事来，那就是他父亲的死。原先，他父亲死过了两刻工夫，也还阳过来，似乎为了特别要叮咛母亲一句话，那就是“老伴，我死了，可不要做些难看的事，使儿女见羞……”同①，第53页。如今，他也想起一件讳秘心中已久的事来。他曾多次看见家里似乎曾有神秘的男人的影子。无奈他老眼昏花，加以重聋，不能贸然断定。何况，一屋子外人，他也说不出要媳妇千万不要做见羞的事。直到闭眼前，老人家惟一的心事，是想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向媳妇叮咛那一句话，但终因碍着人前，不好出口。在老人看来，这是败德，他的不幸，都是因为住在这个败德的庄头招来的。小说末尾，等那位年轻的农夫和二媳的关系明朗化的时候，陈映真也就写下这样的旁白：从“这些平板苦楚的脸孔里，实在无法感到这里竟有这样一个怪异的风俗。而且一直十分怀疑这种关系会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许是一种陈年的不可思议的风俗罢；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罢；或许由于封建婚姻所带来的反抗罢。”这样，作家也就彻底否定了“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7页。。
有些学者认为，陈映真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命运决定论”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我们看他这样描写，还能同意这样的结论吗？
三是，生发伯平静地对待死亡。
小说里写道：生发伯咽气、缓气、进入沉睡、继而清醒以后，他倒是反而更加的平静了，他想，死亡如果只是刚才的那种神志渐远的睡眠，也就无所恐惧了。看来，他之所以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一个因素是，“大苦楚”、“大凄惨”之后，他已经“心如止水”了。他时时觉得，这样活着没有意思。再加上，如今又重病难起，自知快要走了。另一个因素，有了这次民间称之为“还魂”的实际体验，他以为，“死亡”并不可怕。生发伯的这些想法，都是客观存在他头脑里的反映。然而，读这样的描写，令人心酸的是，老人在平静的心态里，竟有“一种轻微的欢喜”：“他终于要睡在那巨大而光亮的桧木棺材里了。他在制材所的时候，辛辛苦苦运回木料，做成两副漂亮的桧棺，一副给母亲，一副较小的留给自己。他永不能忘记母亲入殓的时候，众人那种佩服和钦敬的眼色。如今他自己就要睡在另一副发亮的桧木箱里了。”同①，第55页。读到这里，我们真的禁不住一阵阵悲凉袭上心头。就是这位老人，历经七十五年的苦难，最后留下的欢喜，请注意，也只是一点“轻微”的欢喜，居然还是他为自己制作的这副棺木！这哪里是对“‘死亡’的赞美诗”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这简直就是作家对那不公正的社会的血泪控诉！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作品判断陈映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要重在内容，而不能只从形式看问题。
同样，《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因为目睹社会黑暗，受到刺激而生病，终因看不到希望而失去生的意念。这样坦然地面对“死亡”，不也是对那黑暗势力的一种控诉吗？所以，我们不能光看陈映真在用什么形式写，就断定他是什么主义，而是要看他在运用这种形式时所表达的是什么内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九、在监狱里——从《汹涌的孤独》说起
绿岛的风声、浪声所代表的精神的人。——陈映真（陈映真：《绿岛的风声和浪声》。《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08页。）
1968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