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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节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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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②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 《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 Page 380…

  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①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 (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251—256 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编: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 — 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 册第499—763 页。张枬与王 
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集 (1901—1904 年)、第2 集(1905-1907 年)。《俄事警 
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12 月15 日至1904 年2 月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大部分(1904 年2 
月29  日至1905 年1 月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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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 
  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 
  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 
  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 
  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 
  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 
                                                                        ① 
  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军国民教 
  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 
  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年的 
  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 
  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 
  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 
  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 
  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 
  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 
  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约八千人。 
  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 
  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 
  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 
  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 
  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 
  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 
  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 
  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 
  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 
  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 
  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 
  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 

① 玛丽·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 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 

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册第3—111 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 
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 页 (其中有271 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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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 
  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 
  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 
  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 
  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 
  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 
                                                              ① 
  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 批评政府的人要重 
  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 
  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 1905 
  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 
  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 
  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 
  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 
  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 
  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 
  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 
  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 
  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 
  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 
  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 
  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 
  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 
  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 
  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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