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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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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 
  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 
   (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四十五 
  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 
  年另给刘铭传八十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四 
                                                                                   ② 
  十四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三十六万两。 鉴 
  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铬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 
  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 
  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③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 
  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 
  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 
  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三十一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 
  口径是九至十二英寸。他还买了一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 
  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二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八万四千两买机器、金属 
  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三百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 
  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 
  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①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 
  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 
  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 1887 
  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②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纠纠武夫 
  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 
  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一万四千名,实际 
  数字在1884—1885年是四千五百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 
  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 
  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131 页。黄家谟: 

 《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 第6、7 期合刊 (1968 年4 月)第179—180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1、3 页;卷8 第16、18 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 页。 
① 斯派德尔:《1884—1891 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165—166、170—172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 第1 期 (1963 年11 月)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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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 
  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①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 
  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 
  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 
  得,这使他到 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 
  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 
  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 
  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 
  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 
  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 
                                       ③ 
  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 
  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 
  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 
  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 
  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 
                                                                                ① 
  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 可是, 
  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 
  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 
  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 
  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 
  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 
  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 
  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 
  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 
  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 
  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2 第11—14、20 页。 
②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 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 

177—178 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① 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 

财政改革》,第452—454 页。迈尔斯:《1684—1895 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 第2 期(1972 年12 月)第383—386 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 
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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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 
  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 
  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 
  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 
  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 
  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 
                             ② 
  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 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 
  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 
  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 
  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 
  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 
  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 
  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 
  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 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 
  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 
  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 
  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 
  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 
  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 
  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 
   “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 
                                                       ② 
  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 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 
  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 
  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 
  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 
  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 
  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 
                             ① 
  内。清军的士气很低;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 
  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 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 第21—22 页;参照第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 页及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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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 
  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 
  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 
  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 
  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 
  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 
  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 
  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 
  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 
                                                             ③ 
  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 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 
  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 
  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 
  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pany), 
  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 
  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 
  —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 
  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 
  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 
  在台湾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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