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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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 （1971 年）第25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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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辏г诵础�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
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
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
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
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1873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
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①
对帝国主义的畏惧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许多
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
食”政策。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
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按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 页。吕实
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 页。
① 王辏г耍骸断骁猜ノ募罚�2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 第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 第2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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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
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
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
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
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
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
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
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六十和
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1880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
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1887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
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外国人的这些活动和特权常
常得到炮舰外交——这种外交本来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的支
持。西方列强这样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开明的高
级官员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排外的知识分子坚决认为，外国人在“榨取”中国经济和向中国人民进
行思想灌输以后，最终会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国人推翻中国政府，把中国一口
吞掉。这样，中国便会遭受与爪哇和菲律宾一样的命运。他们指出，通商口
岸亲西方的中国商人与外国人合谋逃税，而已经拒绝给孔庙交纳自己一份维
修费的中国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纳任何赋税了。王炳燮担心，中国教徒因为
要首先忠于他们的宗教领袖，会不忠于天子，从而不服从中国法律。①
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怂恿叛乱活动。这是十七世纪
中叶以来的一个老话题，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时编成。1724
年当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许多人已开始把它与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
莲教联系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闽浙总
督刘韵珂还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②
另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炳燮和陈宝琛坚持说，正如汉代的太平道促进了黄
巾叛乱和白莲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强大的反王朝势力一样，基督教也
将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内部骚乱。在这些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在基督
教的某些教义对太平军叛乱运动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影响时，这个宗教的邪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学报》，第3 期 （1975 年2 月）第148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 年》，第
130 页。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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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质便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还广泛地把基督教
与反王朝的秘密会党等同起来。正如王炳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基督教的传
播，国内骚乱的种子也被播下了。①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国应尽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国继续允
许外国人滞留下去，局势会很快不可收拾，虽圣人也无能为力。从这种观点
来看，反传教士运动是个吉兆，因为它表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很高。他
们预言，没有这种排外骚乱之日，就是中国完全屈服之时。②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许多人相信一句古
③
老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外国人被称为“鬼子”，被
比作禽兽，认为他们杀害中国人是为了炼丹术和巫术的种种目的。为了制止
这种野蛮行为，醇亲王 （奕䜣）在1869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
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
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年
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
受伤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
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突然完全“痊愈”。类似的
例子还有邓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他立即谢绝这个
职务，声称他对夷务一窍不通。相反，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因为
他宁愿战死疆场。徐桐的行为为这种荒谬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又一个活见证。
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后来成了应该对爆发义和团运动负责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①1900年义和团的大屠杀使中国长期仇外的历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拳民
因为排外，他们反对使用西洋武器，宁愿使用传统的刀矛。
主战的对外政策观点
排外主义的另一形式是主战。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
期（1127—1279年），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
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军事现实主
义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保守的主战精神了。这个传
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 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
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 — 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4 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 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 期 （1960 年）
第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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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的“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
挥动笔杆子，但毫无实战知识。
晚清时期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识界对1840年、1860年和1884年
几次战争的愤怒。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奏称：“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
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
今。”当 1860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北京许多官员都鼓吹主战政策。
全庆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时进攻外国军舰；薛书堂则列
举了中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原因。许多亲王和高级官员请求皇帝亲自
指导这场战争。胜保将军设想得更简单。天朝没有理由屈服，因为朝廷可以
干脆地拒绝外国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坚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声令下，
他的部将便会捉拿夷兵，杀死夷官。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在沿海被
战败，它应该从北京迁都陕西，以便继续进行战争。①
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京城许多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壮派官员
都主战精神十足。他们坚持说，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当地情形，应该允许
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战。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并且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人
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亲王认为，中国能够轻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