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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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恭亲王觉得赫德“于中外情况尚能留心体察”，但觉得他的主意“亦非急
切能办之事”。②
继赫德备忘录之后，威妥玛于1866年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
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
交代表的好处。威妥玛告诫说，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
同，所以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寻求进步，那末它的前途
肯定多灾多难。特别是，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相互交
往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发生纠纷。“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
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威妥
玛敦劝中国在寻求指导时，不应向过去看，而要向将来看。①
由于这些推动，总理衙门决定于1866年派遣一个由正在休假的赫德为
向导的、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该团由斌椿率领；六十三岁的斌椿曾担任过
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虽然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
的身价，但恭亲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派往西
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
① 中文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14—22 页。另见赫德：《有关中国问题的札记》，载
卫斐列：《蒲安臣和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出使》，第285 页。
① 中文资料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22—31 页。英文原件已遗失，但H。E。沃德豪斯根
据中文翻译了其中大意；见他的 《威玛先生论中国》，载《中国评论》，卷1 第1 期 （1872 年7 — 8 月）
第38—44 页以及卷1 第2 期 （1872 年9—10 月）第118—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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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礼仪上的问题，同时也无需象正式使团那样花很多费用。该团遍游了伦
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它的新颖
面貌使它到处受到了有礼貌的欢迎。考察团回国以后不久，团员们详细记述
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以西方的社会风俗习惯、高
楼大厦、煤气灯、电梯和机器为限；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虽然如此，
该考察团仍然体现了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的努力，不过正式的公
使馆必须等到1877年才予设置。
蒲安臣使团和阿礼国协定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政府在北京执行一项“合作政策”之际，
驻在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们却日益喧嚣地要求执行一项更具有侵
略性的政策，即开放中国全境以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
兴办矿业和其它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表现以及赫德和威妥玛的
备忘录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恐慌，使它以为英国人在定于1868年进行的修约
过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总理衙门焦灼地就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争端征询一
些权势督抚们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驻南京的总督曾国藩主张中国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
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
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不过，矿
业却是潜在的利源，中国在草创阶段可以利用外国的开采工具。他认为中国
在得到适当人选和资金的时候，应在国外设立外交使团，但是他并不关心外
交使团的活动内容，因为他认为，它们的活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取决
①
于所得经费的多少——的情况使它们相对地说既无用也无害。 当时和曾国
藩保持联系的湖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李鸿章为了消除朝廷的
忧虑，他指出修订条约与和平谈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论，而不是
将一国的要求强加给另一国；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也不会招致战争，而在后
一种情况下，谈判失败就有战争的可能。因此，在快要进行的修订条约过程
中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换观点，而不会冒战争的风险。②
其实，总理衙门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伦敦当局并不赞成中国通们
力图在中国仓促实现“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要
驻北京的阿礼国公使确信：“我们决不要对中国人——无论是中国政府或是
中国人民——抱这样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和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事
物；……我们必须引导中国人，而不是迫使中国人采用优越的制度。”①
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常识
① 参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 第1 — 4页，1867 年12 月18 日。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第2 号文件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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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仍须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办法。恭亲王和文祥邀请美国退休公使蒲
安臣参加一个巡回外交使团去欧美劝说各国政府不要催迫中国加快西化速
度。蒲安臣过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时愿意充任中国的使节，于是他立即接受了
这个邀请。他说：“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
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
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②
③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随行的满、汉副使各一名率领使团来到美国。
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国人；在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作了一次讨好的会
谈以后，他和西华德国务卿于1868年7月28日签署了一项条约。条约使美
国保证对中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中国派使领人员和劳工前往美
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虽然蒲安臣是自作主
张，事先并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当局对此很满意，并没有否认
这个条约的合法性。
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使团。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于1868年
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证：只要中国恪守各项条约义务，它“可以指望得到
外国方面的克制”；英国“既不愿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对中国施加压力去促使
它的政府加速发展它和外国的关系，倒是愿意促使它持续稳妥地来发展，并
①
且在发展时英国愿意适当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该国臣民的情绪”。 当时曾
将这项保证通知了阿礼国，而且还训令他在即将进行的修约谈判中本此精神
行事。②
在取得英国方面的承诺以后，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麦的
一项保证，即北日耳曼联邦将根据北京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来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在取得这些成就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
去世。但是，该使团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和罗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国。
蒲安臣使团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强允诺在即
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执行一项克制的政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成就却
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为这次出使花费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满洲官员，结果
却认为外国人是可以用高价来进行控制的，于是他们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
刺激的反应更加迟缓了。
在就修约问题进行漫长的谈判时，英国商界人士却不遗余力地鼓吹开放
全中国，并要求在设电报、修铁路、开矿、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
多的特权。阿礼国坚决顶住了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以温和及和解的精神进行
② 《美国对外关系，1868 年》、第1 卷第494 页。
③ 即志刚和孙家穀。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有关不列颠和中国之间关系的通讯，第1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蒲安臣
的信，1868 年12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2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阿礼国信，1868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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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在这件事情上，阿礼国曾得到克拉兰顿和有影响的贸易部常务次长马
莱特的有力的支持；后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长意见书中，
表示拥护在中国执行一条“稳妥的路线”，以便巩固业已取得的地位，同时
①
采取道义上的影响和温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来的发展。1869年6月4日，
克拉兰顿实际上授权阿礼国接受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无论什么样的协定，而
等到将来“再对各项条约进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彻底的修订”。指令说：“你
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东西，女王陛下政府对此表示满意。”②
双方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实际的谈判，没有军事威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
的第一次。根据谈判结果，1869年10月23日签订了阿礼国协定：它准许中
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鸦片的进口税按价提高2。5％，生丝的出口税提高1
％强；并且确定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样英国就必须同意，如果其他列强
希望取得某些权利的利益，那么就可把这些权利授予它们。其它条款包括开
放温州和芜湖，同时关闭海南岛没有用处的琼州；在进口港对从英国进口的
纺织品增收2。5％的通行税；外国人可用自备的中国式木船在内河航行；准
许汽轮船在鄱阳湖航行；外国人有条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国内地有临时居住
权；中国方面同意采用一项成文的商业法法规。总而言之，该协定的各条条
款表现出彼此都有所让步。
总理衙门对于这样一个最先出现的平等的协定当然很得意，并且以为只
要双方签了字就成为定局了。伦敦的批准被看作一种形式，因为它与外国列
强前此订立的条约从来没有不被批准的。所以，总理衙门竭力促使朝廷迅速
通过该协定，特别是由于英国商界反对该协定的情绪在日益增长。③
阿礼国本人对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致克拉兰顿的信中自豪
地说：“我相信人们将会发现它〔该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条约第二
十七款（或修订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阿礼国承认他之所以能取得这
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
的积极干预才终于使得他们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放弃以前坚
持的许多条款和向我提出我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些条款，这样做即使没有好
①
处，至少也是一种可行的权宜之计。” 阿礼国得意地声称：“我们不再是
将和平的条件强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为相互的利益进行谈判。”②
可是，英国的商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在香港和中国的，都对阿礼国的
外交政策抱藐视的态度，嘲笑他关于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国家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07 号文件第 355 页。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17 号文件：克拉兰顿给阿礼国的信，
1869 年6 月4 日。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阿礼国致克拉兰顿信， 1869 年10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第360 页：阿礼国致麦华陀信，1869 年4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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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特权的国家”的思想。 他们竭力反对协定中的各项条款，特别反对
在香港派驻被认为是一名税务官和密探的中国领事。国会收到无数的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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