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1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7—296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4—233 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 页。
… Page 456…
的研究还不能对此作出精确的说明；但是，农村贫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响到
了清末社会变化的许多其他特点：手工业内部状况的变化、移民、海外移民
和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手工业的变化
少数破产农民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更多的破产农民则扩大了也
在转变中的手工业劳动力队伍。在经历二十年国内动乱所招致的大量破坏之
后，手工业为了同外商和工业竞争，也在起变化。根据1864至1894年六个
省的十五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登记在案的七十六个手工业行会有四十三个
②
是新行会。某些手工业严重衰退，如手工纺织在1905年只能满足国内需要
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用于省际贸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铁厂也是如此，由于进口
钢材的竞争，到 1900年这些铁厂实际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门在
出口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正在发展，甚至创造更好的运输工具。广东、
浙江、四川、山东和奉天等地的缫丝产量大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
短时间里，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业也很繁荣，共有
茶叶商号近四百家。中国特产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
出口刺激了丝绸业的壮大，而运输业的发展又扩大了榨油业、面粉业和老式
采煤业。1866年营口有两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芜湖的碾米厂在
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余家。尽管工业生产的发展沉重地打击
了某些手工业，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业活跃起来：因为机器纺纱降低了耐用
布的生产成本，这便使得一向以纺织业闻名的地区能大规模发展手工织布
业，甚至以往从来没有纺织业的地区也兴办了手工纺织业。在十九世纪最后
几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烟、玻璃和针织品的行业都发展迅速。
手工业产量的增加在引进大机械化工业之后尤为显著，增产的形式基本
上是办工厂，扩大工场，或者组织工人在家里生产，计件付酬。这种生产所
利用的是部分机械化的、或者至少经过改进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浙江的纺织工就已广泛使用日制脚踏织布机。在十九世纪之末，手工生
产棉制品的工厂不超过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间却开设了三百多家。
①这个时期政府也力图鼓励手工业，在各省设立了工艺局，使之负责开办学
徒作坊，发展技术，对某些企业提供帮助。这在直隶和山东颇见成效。②
在一些手工行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改变了老板、工人和学徒之间的关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
72—73 页。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85—115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505—574 页。
… Page 457…
系，这种变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组织中。受威胁最重的行业不断向专业化发
展，对吸收外来学徒和帮工以及对生产率、销售和劳动时间等方面都规定得
更严，旨在限制竞争，并使不断增加的同业者能够尽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润。
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使得许多手工业者能够勉强维生，但却有碍于积累资本和
发挥积极性。在有大作坊发展起来的兴旺行业中，有一种提倡把工人和学徒
分别组织起来的倾向。这类组织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属于业主的联合会。
③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似乎越来越频繁了。①
尽管有精心的集体保护和工厂的发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大多数
手工业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不断扩大但调节仍旧很
差的市场，而且工业的竞争又使这个市场的利润幅度剧烈下降。粮价高涨和
②
所获铜币贬值更加重了这一情况。根据官方统计，1912年的三十个行业共
③
有手工业者一千三百万人。看来十九世纪中期手工业者有所增加，它以全
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这也使得手工业者感到比以
往更不稳定。流动的手工业者为数更多；茶厂总是挤满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
求业者。破产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变成了民众运动的领导的一部
分。
移民
农村的贫困，经常再加上工匠贸易的厄运，造成了国内人口的流动。在
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大量人口的转移尤其影响到长江下游各省，并使来自河
南以及湖北、湖南、苏北、浙东等人口密集区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苏南、安
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战火蹂躏的地区。这种状况直到清末还在缓慢地延
续。在五十年内河南光山县就有百余万农民迁移到苏南、浙北、安徽和江西
④
六十多处地方。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为107，
000人，到1900年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这
些移民带着农业技术和殊风异俗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关系紧
张，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①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1 期第
71—102 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28—41 、599、602、604、61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615—617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582—595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31 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66—172 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
地关系》，载 《新建设》，1963 年第8 期第46—54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
第153—158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 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
… Page 458…
最大规模的地区间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的
农民向满洲的迁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许满人和八旗军使用这一地
区，所以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一块神秘的地方，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向这块清
朝发祥地的迁移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合法化了。嘉庆帝在位时，直隶和山东
连年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官方就在1803年“暂”准移民满洲。在1786到
1840年间，奉天人口从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从148，000增
至324，000人；黑龙江则从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
②
人以上。面临俄国及其后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年才决定鼓励移
民。许多最肥沃的地区于是逐一向数量日益增多的，由于农村不安定和贫困
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华北各省移民正式开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龙江都
变成了行省，阻止汉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当时每年迁来的移民大概
有三、四十万。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年的两倍；
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龙江的人口则有1，
453，000人。③
1880年以后，这些地区的采矿业、军火工业和各种商业发展较快，呈现
出一派特殊景象。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很小，发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强财
政管理，税收的负担也立刻加重起来，而且在没有集体保护和集体团结的情
况下，经济上挣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北满有大量非法移民、原来
的犯人、土匪、冒险分子、逃荒者和探矿者，他们统称为“红胡子”：这些
在十九世纪之末自发地以绝对集体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组织，在那里非法地承担着各种行政和治安的实际职能。其中最著名的
是什都喀共和国，它是以黑龙江的一个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里共聚居
有二万人，曾引起几位信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欧洲旅行家的好奇。①
正当华中和华北各省民众设法摆脱贫困而在国内移民之际，华南居民则
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后，官方准许和鼓励向台湾移民，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广
东北部几个府的居民；当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曾有二、三十万人
返回大陆。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群的客家人从广州三角洲迁到人烟稀少的广
②
东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云南与印度支那的东京之间铁路通车，
曾出现临时性移民热潮；1911年这条铁路就载运了一百多万名中国的四等车
第153—158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 页。
③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58 页。李文治：《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 页。
① 曼考尔和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
第125—134 页。
②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 年》，第163—166 页。
… Page 459…
乘客。但是，多数海外移民还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后，他们遍
布东南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古巴和印度洋诸岛，并且远及南非。很难得出
海外移民的准确数字，因为其中许多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估计侨居国外的中
国人在1876年约有二、三百万，在1908年约有八、九百万，大部分是在东
③
南亚。这些数字没有区分新来的移民和自然增长的人口。在东南亚某些华
人区，自然增长率大概相当高，象槟榔屿和暹罗很早就有中国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 （但又无力贯彻实施），
因此移民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850到1875年间，外国代理人
和航运公司用欺骗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万“契约”华工，到
古巴、南美（那时非洲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和马来亚的种植园与矿山当劳工，
他们实际就是奴隶。这些不幸的人们拥挤在货栈和船仓中，食不果腹，给他
们许诺的微薄工资也从一开始就被骗走，因此病死和自杀使死亡率高达百分
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苦力买卖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
关的外国政府对雇佣办法和运输条件共同进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
年决定禁止从澳门以契约形式移民，这在理论上结束了苦力贸易。当时拉丁
美洲由于内部战乱也开始使苦力贸易失去了主要市场。此后移民虽说是由完
全“自愿”的工人组成，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约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1875到1914年间，用这种形式被雇佣并被运到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和南
非的欧洲人殖民地当苦力者数逾百万。①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契约华工使之不受外国主子的剥削，也不能保护在十
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数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过，中国当局的态度
②
倒的确从漠不关心转为给以关注和警惕。 在陈兰彬、郭嵩焘、张之洞、薛
福成和黄遵宪等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下，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华侨在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