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逃铮淦淞恳仓荒芩闶且恍├紊В趺纯梢越浅兜秸紊睿⒂谜庵炙鹑怂鸬碌氖虑槔椿蝗⌒轮髯拥幕缎模鼻笞约旱慕夥牛踔僚矢吒焦螅饩陀猩チ夹模嗣撬怀荨⑻炖硭蝗荩拐馕焕细锩烁位稹�
5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在庆安柳河开办的“五？七干校”。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根据周恩来多次提出，如何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潘汪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5月6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
“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受到如此推崇，在全国很快取得了新党校的地位。如前所述，它的初衷是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它的设计者提出：一是通过干校这种形式，集中组织下放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著、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和参加体力劳动，给他们一个离职学习、锻炼，再提高的机会；二是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用来改造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其中表现好的，予以重新启用、任职或加以提拔。但潘复生在不久之后，就将它变成一种单一的功能，即用来作为惩治犯错误干部的劳动改造所，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和做法，而在其不断反右之后，又变成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另类处置所，因而使“五？七”干校步入歧途，离开了原来设计者的良好愿望。
也许出手太顺利了，潘复生兴高采烈地继续做他的反右倾伟业。
5月初，潘复生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我记得大约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潘复生立即指示各级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在不久又同意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闭店”搞革命的做法，用以揭开商店的“阶级斗争盖子”，接着他又从7月下旬到8月初，亲临现场，到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迫切任务是狠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我记得最清的是8月中旬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潘复生为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稿子。
公正地说，潘复生写报告稿子，有一个好的做法，那就是他事先跟起草人个别商量，提出他要讲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写作要求，供写作班子参考。值得玩味的是，这本来是惯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以前在讨论潘复生报告稿子时，起草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这回为他起草报告的陈俊生却在讨论前先作了一个郑重声明，告诉大家报告稿是按照潘政委（潘复生这时兼任省军区政委）的具体指示起草的，但由于理解的不深，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出意见。说完，陈俊生特别瞅了我一眼，似乎要我理解他的苦衷，我报之以苦笑。
在这个报告稿中，潘复生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命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是我这个政治系毕业生当时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我在翻看报告草稿时反复想，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这是最近屡见于中央报刊的提法，但是，中央报刊还从来没有像潘复生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一再提出反倾向要特别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来没有说过只要反一种倾向就行。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开展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觉得当前既有右倾思潮，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对江青不满，攻击毛主席；但也存在着严重的极“左”，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讲民主、自由，不讲集中、纪律。两种倾向，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都很不利于团结两个大多数。这在全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就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怎么说只要反右就行呢？这种提法和做法，不仅在实践上很有害，在理论上也是根本错误的。我实在想不通，几次想发言，但是，一想到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情，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感到脊背冒凉风，不寒而栗。我的思绪首先回到我和宋振业的检查上。
在我看来，潘复生急于要挽回失去的面子，恢复自己的权威，便通过不断反右来实现这一愿望。它运作两条战线：一是大抓漏网走资派，致使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又面临着被重新打倒的危险，在干部中制造紧张气氛，人人自危；二是狠抓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修正主义特务；叛徒）、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在群众中制造紧张气氛。在这种政治情势下，人们噤若寒蝉，说话极为谨慎，唯恐一时说错了话，被人打小报告而被抓住，送上政治审判台。凭着这种政治攻势，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利用捍联总一派掌权，把重炮对准炮轰派和支持炮轰派的领导干部。省革委会也有人放风，要给范正美一点颜色看看。鉴于这种趋势，我和宋振业商量，应该向潘汪做个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有缺点错误，以争取主动。我向宋分析了潘复生的心理，宋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说：
“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错误根本不认账，迫于总理的压力，瞒天过海，对中央搞欺骗，说假话，蒙混过关；对下耍职权，施淫威。照理说，应该是他主持捍炮两方面的常委坐下来，谈谈心，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双方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促进全省形势的发展。但是，因为他不认错，甚至要报复我们告他的状，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高姿态，可以争取干部群众的理解，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就会被动。”
“对，调子不妨高一点。”宋振业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伏在办公桌上，他一句，我一言，很快成稿。于6月10日，我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我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我们抱着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提供材料，同时也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段历史，我这里引用几段原文。我们在一开始检查说：
去年，在阶级敌人大刮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对待省革委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
1、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维护新生革委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听取领导同志的帮助，而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丢开工作，私自离开革委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
2、我们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但擅自离开了革委会，而且参加了炮轰派，迁就和迎合了许多错误，对省革委会采取了许多对立的做法，起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革命权威，增大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致使黑龙江省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对此，我们感到特别痛心。
3、阶级敌人煽动极“左”思潮，把水搅混，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嗅觉不灵，没有认清其反动本质，错误地也跟着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客观上迎合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毁我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需要。同时，我们还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写了几篇文章和公开信，对形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说了不少错话，影响很坏。
4、骄傲自大，唯我正确，对于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全体常委的批评、帮助很不虚心，态度很不端正。没有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教导，虚心向领导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致于失去了可能避免或尽早纠正这次错误的机会。
其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主观上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深，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特别是对革委会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认识不清；
二是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学习，长期来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但并没有读进去，更没有在头脑里生根，参加省革委会之后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本单位斗批改；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自觉地抓紧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我们没有很好地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我们递交上述检讨时，还给潘汪写了一份短信。信中表示：
“我们希望能向首长汇报一次，在常委会上作一次检查，听取首长和其他常委的批评帮助，妥否？请批示。”然而，过了10天，潘复生只是在这封信上批示：“打印常委同志阅。潘复生六月二十日”。此后，对我们就没有下文了。
说心里话，在我看来，我们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有关事实及其认识说过了头。应该说，我们心地善良，真诚地认错，但是潘复生却不是这样看。我和宋振业认为，潘复生不是要我们检讨，而是要整我们，重点是我。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检讨正中潘复生的下怀，为他整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的思绪又转向前几天，哈师院和农学院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我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还有，我没有料想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没有要住房，而是临时住在办公室里，玉梅在平房101厂上班，星期六下午下班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