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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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欢迎大会。
7月15日、16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开会，听取一些地区的汇报。毛泽东对于武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据当时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并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钟仍然思想不通，于是周恩来于18日领着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进一步做了陈、钟的工作。7月18日当晚，谢富治、王力到电力学院，在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快、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在会上，王力还作了“四点指示”。
第二天，工人总部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谢、王讲话，同时宣传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在陈、钟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对“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从而加深了“百万雄师”成员的对立情绪，他们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大字报，声讨王力，并扬言要揪出王力。晚饭后，情势急剧变坏。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同当地部队到军区大门，要求谢、王二人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部队开着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鸣笛的消防车，开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的“四点指示”的用意何在？在王力没有接见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队伍，又围上了谢富治住处东湖宾馆。
7月20日清晨，在陈再道进谢富治房间不久，随之而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王力接见。当时王力在隔壁拒不接见。在纷乱之中，数百人冲进住室，把王力强行拉进军区大院。这时，依仗部队支持，数千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坐着大卡车，排着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向谢王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3日。王力被架走之后，先是被架到军区大院，要求他回答问题，以后又经过一段周折，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一些人的保护下，于7月22日上午飞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当时知道的“7？20事件”的始末。
谢富治、王力到达北京的当天，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迎接。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搞“三军联合行动来声讨7？20事件。”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文革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谢、王归来，林彪出席了大会。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20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在22日，发表红尖兵的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1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两篇社论，也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到9月以后，我们才知道，“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它不是毛泽东的新的战略部署，而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出来的，《人民日报》文章和《红旗》杂志两篇社论是“毁我长城”的大毒草，但在当初，我在这些文章的鼓惑下，却认为是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记得，当时穆国兴在北京中央党校住，我和宋振业去看他，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问穆国兴“揪军内一小撮”对不对？
他说：“照理说，军队是不能动摇的。”
“是啊。”我表示同意，沉吟片刻，又反问了一句：“但是，林副主席出席了欢迎大会，《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能不通过毛主席？”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走资派的问题在《五？一六通知》里讲得十分清楚。”穆国兴记忆力很好，他一口气背了下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时宋振业像是要和穆国兴比记忆力似的，把下面那段话接着背了下来：
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背完之后，他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看老穆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事不能不同毛主席打招呼，你别忧心重重。”
“不是忧心重重。我是说，迈这一步要踏实，可不能错啊。”
“干吧，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么理论来理论去的。”宋振业感到不耐烦了，原来躺在床上，忽然跳将起来。
“对，你说得对。”我也对他大声说道，“干也要干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
于是，我们几个就这样“统一”了认识：“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的新的战略部署。穆国兴给哈师院连续写了三封信。我们原来到北京是来告状的。这时我们也决定炮轰。同时我和宋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给全省群众写一封公开信；二是去会见一次在京炮轰派。于是有了哈师院和东北农学院的炮轰宣言，有了我们的发言和检讨。当时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几乎完全接受了当时的思潮。不过，我的许多朋友，包括宋振业等和我最接近的人都可以作证：对江青的“文攻武卫”，我是坚决持不同意见的。我认为，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提法好。用文攻武卫这句话代替《十六条》的提法，容易引起武斗。至于有人会说，下面炮轰派用这句话的大有人在，正像全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归于某个人一样，各有各的账。
黑龙江省和东北的问题一直由周恩来亲自处理。
8月上旬，我和宋振业参加了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率领的捍联总汇报团，在同一天进入西苑旅社住。不过，潘汪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在京西宾馆下榻。四月份以来，三、四个月了，在黑龙江省被斥为“炮匪”、“反革命”的炮轰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头头边士军、冯昭逢等，这回同捍联总的头头一样，平起平坐地作为中央的客人一起住进了国家招待所，这本身就是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的一件不凡的大事，它打破了潘汪欲置炮轰派于死地的铁规。我和宋振业对此感到由衷地高兴。迄今为止，只有中央认定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才能进入西苑旅社的大门。不过，我们并没有认为事情会那么简单，而是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因为在此之前，辽宁的三派，吉林的两派都已先后在半年之前就进入了这个旅社。到现在还没有看出结束的迹象。我们黑龙江省两派赴京汇报团是东北三省最后进入的一个，也许要等待辽吉解决之后才能轮到我们，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全国大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于10月7日以记录稿的形式，发表了他在各地的谈话。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有必要简约地作一介绍。
关于当时形势。
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连一家人在一起也要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一路大讲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批评了大联合中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对待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批判斗争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最后，毛泽东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自始至终，忠实地贯彻上述精神。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首先亲自搞了大量的调查。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一派一派地听取汇报，口问手记，慈父般地反反复复地做工作。前前后后，周恩来分别同潘、汪以及两派分别谈话各八、九次，两派在一起三次。
周恩来首先抓制止武斗。当时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由于潘复生坚持对炮轰派的高压政策，凡是出现炮轰派的单位，或是对于出现与他不同意见的组织，一律看成炮轰派，他总是依照6？9夺权的固定模式，调动捍联总的人马先围攻后夺权。致使哈尔滨的武斗升级。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8月27日、28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势下，于9月6日晚，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并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炮轰派在哈尔滨流血，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含泪通过联络员向总理诉说真情。
然而，北京的政治风向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左右摇晃，这时候，又朝向另一边了，使得我们为争取炮轰派的最佳前途，进入了一个极为悲壮的阶段。
10月初，中央文革发表了江青9月5日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的讲话。声称现在有一股思潮，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中央文革。不过，在西苑旅社正式传达江青的讲话是在11月份的事。
对此，捍联总兴高彩烈，炮轰派的情绪一落千丈。炮轰派汇报团原来调子最高的一些人，这时成了泄气的皮球，什么工作也不做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甚至等着挨打的神态。这时候的我，也强烈地感到这个讲话，会被潘汪利用，就像当时借反“二月逆流”之机，把铁拳挥向炮轰派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潘汪的错误就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潘汪就可以肆意镇压群众。应该说，这时候的我，心情特别压抑，甚至还可能强于他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更需要控制情感，张扬理智。情感是社会正义感的原动力；理智是思想路线的方向盘。在炮轰派受压时，我们被唤起的人类爱憎、同情之心所激发起来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更加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而目前特别需要高度理智掌握方向盘，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