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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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把这些名单的广播，当歌碟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静坐的炮轰派并没有因此卷旗撤退，潘复生也因此想出了新招。
我在前面说过，哈军工造反团负责人几易其人。当时哈军工革委会的实权掌握在山下派手里。于是，山上派领导人策动再夺权，来找潘汪和我，潘汪立即表示全力支持，我也没有表示反对，用的是一种中性语言。潘汪认为，由山上派夺权是端炮轰派的老窝，可收“围魏救赵”之功。但是在做法上，我和潘复生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事应由哈军工造反派自己解决，省革委会不宜插手，特别是不能直接指挥捍联总，调动工人和其他院校的捍联总，这样有挑起群众斗群众之弊。而潘汪则坚持调动平房等工人群众打援，帮助哈军工山上派夺权，鉴于我有不同意见，潘汪便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韩潮。
韩潮是林业厅的一名管理员，父母先后被日寇杀害，14岁参军，文化不高，是部队文化教育培养的高中生。复员后，长期同工人打交道，说话骂骂咧咧，说到要害处，常常不离他妈的几个脏字，给人一种粗俗之感，开始接触很难接受。身高一米八有余，膀大腰圆，虎里虎气，自称党指挥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在他看来，潘汪把如此调动平房工人大军的任务交给他，以为这是党的信任、首长信任、省革委会的信任。于是，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于6月9日，借助于平房2000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56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人财两伤。这件事，也被苏联电台广播，但是潘复生不能说。
一不做，二不休。潘复生乘胜前进，又指挥捍联总于同一天，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至远处。
6？9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6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这样对待学生啊。”
炮轰派因要求潘汪接见遭拒而静坐，因静坐而遭潘汪组织群众围剿，被清理，被工人捍联总夺权，革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武斗，在哈尔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原来许多人从政治上考虑，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不能与旧省委相提并论，觉得炮轰派虽然有可以同情的一面，但考虑大方向，还是采取支持省革委会的态度。但在“6？5事件”之后，社会的舆论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快了造反派的分裂。那些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使五星红旗永不变色的豪情壮志，面对工作组的高压毫不低头，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去年反复中，面对“三军”的围剿，表现出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对如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区别于旧省委的省革委会对他们放肆大动干戈，心情岂不震颤；特别是那些见火就着的刚烈青年男女，对此更是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他们奔号于院校之间，诉诸于社会各界。
对6？7清剿事件的余怒未消，平地又发生了6？9夺权的流血事件，6？9遣散事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省革委会的新权威开始贬值。省革委会机关干部原来似乎一致对外，现在出现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造反派的学生们的意见和不同看法，也由水底浮出了水面，由秘密地个别交谈开始转向公开议论，寻求共识和同志了。这时，知道我有不同想法的人，纷纷向我倾吐真情，使我知道了省革委会外面我闻所未闻的情况，听到了群众的心底之呼。但是，我正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顾全大局。当时，我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我想做做潘复生的工作；二是因为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指示，已经搞过好几次清理，凡是对捍卫三结合有所动摇或稍有异议的人就被送回原单位。这些被清理回原单位的人，就要在政治上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特别是已经结合的干部就要再次打入另册了。
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前一段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使我头脑更加清醒：我的思虑是对的，同时也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庆幸自己开始觉醒。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失眠，在床上辗转，考虑自己是造反派推举出来的，要为造反派说话，决不能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当镇压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帮凶和打手，宁可自己丢官，也一定要以造反派给我的地位和影响做工作。为此，我向当时给我当秘书的汪世英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他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不过，我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是小兵，以免挨整。
在表面上，炮轰派的活动据点被潘复生一个个拔掉了，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以为，控制了哈军工，就是控制了哈市学生。然而在我看来，他留下了镇压群众的铁证，使自己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且越陷越深。
古往今来，高压出正气，中外亦然。哈军工炮轰派丢掉了56号楼，失去了支持自己的革委会，丧失了指挥所，一举一动所需经费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炮轰派在军工不能施展其志；黑大炮轰派因于天放自杀、“打于站”得势，难以开展大动作。所以，原来炮轰派集结的这两所院校现在不便他们活动了。炮轰派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捍联总比较薄弱的哈建工的土建楼。潘复生一个个端炮轰派的据点，正好画出了炮轰派队伍逐步扩大的轨迹。炮轰派失去了活动据点，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炮轰派的波浪在群众中涌动。这种人心对比的变化，是潘复生没有看到的。
哈建工位于南岗大直街的中段，是哈尔滨的中心地带。哈建工造反团原来也属于捍联总的部下，因为6？5事件，6？7清理，6？9夺权，6？9遣散，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陈永万、孙铁东等举旗领导多数人参加了炮轰派，一部分头头领着少数人继续以捍联总为伍。
炮轰派在哈建工主楼支起高音大喇叭，成天价地在那里揭露6？5事件、6？7清剿、6？9夺权和6？9遣散真相以及发表群众的各种评论。这里离一○七并不远，只要绕过北方大厦，省革委会一○七大楼高耸的红旗便可以映入眼帘。炮轰派这样撒泼式的大广播，就等于天天向潘汪头上泼赃水，给省革委会摸黑脸，自然成为潘汪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堪容忍。于是，潘复生再次调动捍联总，于6月21日，发动了对哈建工炮轰派所在的土建楼的夺楼攻势。他们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否则，反革命甚嚣尘上。并据韩潮后来说，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大楼。据韩潮后来自己讲，他是顶着抽屉，抡着鞋片子一路“劈呖趴垃”打进去的。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并因此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来自哈工大的那位L××（请读者注意，他这时也不是捍联总的什么头头，却总是不邀而至），在攻进哈建工楼后的当日中午，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大摇大摆，神气十足，英雄式地从阵地走下来，走进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在四栋门口碰到我，带着得意的微笑，喜不自胜，比划着诉说他在“攻打建工楼”时，如此这般地英勇顽强，冲锋陷阵，所以被炮轰派打的头破血流的经过。我没有吱声。心里说：是你们进攻人家挑起来的武斗，有何面目见人。
这时候，我似乎才恍然大悟，前一段，潘汪对炮轰派用的是激化矛盾的办法，引导炮轰派犯错误，然后力图抓住对方的辫子，加以致命的打击。我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黑龙江人民灾难临头。当晚，便把我的这个想法，跟在省革委会政研室工作的任万新和军代表D某两人谈，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为我的觉悟深感高兴。这进一步增强了我要做潘复生工作的决心。
于是，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一○九三栋潘的办公室里，我找他谈心。我对潘说：
“我有一些想法，想跟您谈谈。”
“好啊！”潘复生很感兴趣地说。
“这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潘政委（潘复生当时受命为省军区政委）指正。”我说，“炮轰派有错误，他们把矛头对着省革委会，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特别是最近以来，群众对省革委会处理炮轰派也有一些意见。我想，您一定也会有所耳闻。6？5事件以后，接连发生的6？9、6？21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对待炮轰派，我总觉得不大妥当，请您考虑。”我当时抱着很大的期望，以为潘复生对我是看重的、信任的，看样子愿意听我的谈话。于是我试着往深里说：
“毛主席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我觉得，我们对待炮轰派，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炮轰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他们越来越嚣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些偏差。不过，我也有很大责任。我是群众代表，可以由我出面来做工作，省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问题可以由我出面来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责任揽过来。”
潘复生听到这里，眉头紧皱，瞅了我一下，没吱声，我见他似乎在想着我说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这个问题，最近我反复想了又想，请您斟酌一下。”
潘复生还是不吱声，我觉得，问题点到这里很明确，便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
出门之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我向潘复生毫无保留地交了心、交了底。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我阅历太浅，把复杂的政治看得过于简单的缘故，天真烂漫，过于书生气了。
从潘办回来之后，我首先找宋振业，正欲开口，想不到宋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最近回了几趟农学院，下面造反派对省革委会很有意见，认为这么对待炮轰派，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他们还批评我们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告诫我们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到下面走走。”
这期间，我也经常回师院，我的那些老造反战友都与我有同感。我和宋振业所在的院校，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在前段还极力为省革委会辩解，总团还是捍联总，但也出现了“野战军”，同总团有分有合。在哈师院，因为我的原因，成为坚决的捍联总，以致于给哈师院送了一个绰号——“喳院”，意思是说，我们师院在这次斗争中完全站在省革委会一边，没了从前那股子独立思考和革命闯劲，甚至到了不分是非、颠倒是非的地步，就像清朝末年那个李公公对待慈禧那样言听计从。哈师院的广大师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蒙受了侮辱。他们对于我的觉醒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个说：这才是我们的范正美！不过，我也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小动作，落入被动。
同周围的人交流之后，我感到心里重新燃起了一盏明灯，找回了自己的政治良心。这使我认识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想使人跟你讲真话，必须你首先同别人讲真话。正如俗话所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为了同别离半年来的战友们拉近距离，我给哈师院造反团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