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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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全面否定。我认为这些话语直白而充满哲理，可以放之四海。
我对共产主义事业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当时朝气蓬勃，热烈追随共产党，追随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参加了一段悲壮而轰轰烈烈的运动。因此，我竭力把自己放回当时这一现在被人们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历史背景之中。我宁可让人说我固执，做个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也决不背弃革命、丧失政治良心和忠诚，做个随风驶舵之人。
至于以后人们对于我的回忆录如何评说，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也是无所谓的。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人民，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应该是实事求是，说真话，供史料，向人们讲历史。我的回忆，一方面解剖自己，同时也揭一些人的疮疤，说一些不大合时宜的话，这会给某些人带来某些不悦，但却可能提供一些思索，引出一些人的画像。“中国太需要不同意见了。”我的一位哲学老师这样对我说过。
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见解，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支配、制约和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是真理，也不能说只能按照时令来说话、写文章。“须教自我胸中出，不学飘蓬随风摆；博闻勤谨心底阔，妙语即从笔下来。”（拙诗《自励》）这就是我的写作姿态。
演变和发展是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的本质。今天是昨天的延伸和翻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而有伟大的今天和明天。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我，尊重社会，尊重发展。一个善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将永保青春，充满活力，走向期望的伟大目标。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人，无不刻上那个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册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文革那些岁月是备受人们谴责的年代。毛泽东也因此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并想兴师问罪。但是，仅有简单否定和咒骂不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不再发生？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在什么条件下还可能再发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离人们越来越远，但是，它的线条，它的影响，它的教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远。毛泽东的忠告也越来越凸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地研究这样一段历史，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也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是非功过，从来众说纷纭：历史客观，但从来无一段时期没有争议。文革把当时各个方面的中国人都卷进去了，人们以这样那样的理解、姿态参加了那场运动，并且都表示它来的及时和必要。正如一位国人说的真切：在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像其后这样慷慨陈词、似有冒死地把另一些高论引进当时暴热的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以图唤起另一种爱国热忱、建立另一种革命秩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如此之多的丑恶、虚伪现象了。可惜的是，没有。当时“以毛泽东为首”“舆论一律”，他们只是一味地向毛泽东表忠诚、献决心或送检讨书，纵有个别拍案而起的人，也只是批评现象，未能触及本质，只考虑当前，忽视长远；只顾自我，不论国家。当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评之后，马上认输。但是，这些老革命者的反反复复，都被美化、神话了，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却未见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说得好：“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自己做过的事，还得自己说。
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进而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和批判，使我获得了一种解放和自由——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不但对毛泽东，也包括对邓小平；我觉得一切我认为可以、应该说或必须说的，我就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人们掌握的事实、资料以及看待它、评价它的脚位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和结论不同，这原是正常的。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个人于历史角度来说，无怨无悔无愧；从个人际遇来说，却又有怨有悔有愧。
我投身文革，路是我走的，并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总是像幽灵一样跟随着我，永远不能摆脱。无论何人，只要谈论起我，就不能不和文革及其前后的我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写回忆录，必然要讲清投身文革的动机、思想政治基础、思维方法、德性以及我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这就勾起我整个人生的全面回忆，把文革之前、之后的我合盘托出，从而勾画出我的生命轨迹。回顾起来，三个阶段，道路曲折，烙印深深，教诲沉重，难以忘怀。所有这些，都缘起一个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梦的追求。所以，我把自己的回忆录，命之为《秋梦追思》，从孩提时代直到退休。
对于我个人来说，写文革回忆录，是自讨无聊，啃自己种植的苦果；自找麻烦，冒着风险打禁果；对于读者来说，读我的回忆录，简直是爬秃山、吃酸果，而我大段大段叙述当时大环境的一些情况，就更增加了无趣和酸度，这对于我的同时代读者而言，也许是多此一举。然而，对于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我是历史的产儿，又是历史的弃儿，现在我把自己还给历史。请读者评判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的！
同时，我也相信，人类随着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进步、知识与道德水平发展、人文理念普及，追求人类完善和美好的各国人民，一代一代地奋斗，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希望满怀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道德感情的性质和政治倾向、道德原则和政治良心、个性或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
是为序。
写作始于1998年1月
最后定稿于2006年10月
第一章 甘心赴国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德］卡尔？马克思
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个的冲动，它不是各自独立活动的，而是经过调整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整体的人格”。
——［英］拉斯基
人生之球，一半是社会，一半是自我。球体的大小，取决于自我的认知、创新思维以及改造社会与自我的能力。于是，有的人升空为太阳、月亮、星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多数人则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我参加文革，并成为造反派头头，我的一些朋友、早期的校友不太理解。其实，我的人生轨迹，正是社会和自我各种因素促成的。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迈开人生之旅是1938年10月3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位于湘阴、浏阳、平江之间，丘陵延绵，大花河流经这里变得细长，形成一块狭长的小盆地，先人随坡造屋，散散落落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处方圆不出十里左右的特殊方言地带。这里，梯田层叠，水塘多布，以种植水稻为主，杂以红薯、小麦、荞麦等，有山有水，旱涝保收，交通方便，为到湘阴、长沙、平江、浏阳的必经之地，是一块可贵的鱼米之乡、难得的生养之地；父亲在二十出头，同我母亲从我祖父住的大坝上迁到这里造屋开田，新田里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父亲名荣华，字星荣；母亲姓傅，没有自己的名号，人称范傅氏。我排行第十三，是“满伢子”。我这十三的排行，也许是我命运多舛的缘故。
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詈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