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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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革命的左翼政党大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随同主子宣布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在扩大之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组建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成为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尼泊尔的毛派革命运动在当地也很活跃。正如日本左派所指出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一样。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他们还说：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发言震动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朋友和革命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乘势而巧妙地推动“乒乓外交”，使日本、美国、英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初期相继与我国建交，从而开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我国外交一片凯歌声中，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对港、澳、台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我们拥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嘹亮的乐声响彻太空。中国人民，第一次骄傲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兴起的恐慌，毛泽东派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产物，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做出了伟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智慧，但是，却毁于他自己确立的接班人手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细心地梳理这些教训，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意义很大。
　　首先，毛泽东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反修防修机制及其途径和方法并不明确，文革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道路和实现的目标框架是模糊的，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试验性，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大了运动的阻力和风险。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的两个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思路是明晰的，但是，究竟应该建立和完善何种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并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是模糊的。置言之，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二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使人民和地方政府有权力援引法律去抵制修正主义，促使修正主义下台；三是执政党内的反修防修与国家机器的反修防修之间如何链接，不见有什么说法或探讨。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央搞反共的右派政变，一旦搞了政变，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人民和地方政府如何抵制，用什么抵制。这就给人们似乎留下这样的想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解决以后就行了。这显然在逻辑和现实上是讲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机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承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又要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尖锐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聪明的林彪，曾经机智地提过防止宫廷政变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而加以斥责。统帅毛泽东的茫然，明显地表现在1967年一月全国出现的夺权风暴，各地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五花八门，直到黑龙江省创立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才由毛泽东加以明确起来。这种先破后立，凭革命领袖的权威及其驾御运动的领导艺术，依靠群众运动的首创精神，试验性地推进，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必然增大运动的阻力，增加事变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不利于稳定形势。而且，不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而是采取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夺权，带有极大的弊病，因为它在激烈的形势下仓促成立，未有依据法律、不完全的代表性、不完全的程序，必然引起各种政治势力、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党政军之间的意见分歧，直至对立纷争。正是这个原因，全国此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种不满情绪、反目成仇、立派结帮、偏激的集会和骚乱，形成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其次，革委会出现之后，也没有去探讨建立一种新的反修防修的运行机制，以保证遏制修正主义上台，或是在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由法律规定赋予人民和地方政府抵制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新生的革委会穿新鞋走老路，很快重蹈覆辙，步入旧的一套机构习惯性的泥潭：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文山会海。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造反派打碎了自己建立的旧的官僚体系，却未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旧体制。这套旧体制的致命弱点是家长式专制，基本排斥民主监督。在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各省、地（市）、县、乡，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政机构全部停止运行，由革委会代行全部职权，原来的机关干部通过革委会考察，采取部分过渡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办法，革委会机关机构设置精简，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到县乡，取消部、司、局、处、科之称，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不利于外交，而且重在本质，也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种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解放，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成立之后，原来造反派中的非党员，没有进党的核心小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来源于工农的那部分人员大部分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多数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离开了。由于没有明确革委会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到一种什么新的党的组织和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形式，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官复原职，只是省、市、县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挨过批斗，对文革不满，批林批孔时对于批林的极右实质不理解——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我和杨易辰的对话，杨一再坚持林彪是极“左”——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1975年重新上任，原来的体系重新聚合，否定文革的思想便一拍即合。同时，文革前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同文革后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实际上都是革命政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革命政府，就是国家机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天下，他们的献身贡献和由他们支持形成的宪法，具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人治运作体系，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靠的是纪律的维系，而不是法律的约束力。上下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必要的制衡；党的领导机制同国家立法机构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实际上，最高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宪法保障和制衡机制；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只能承认党的领导，而没有宪法赋予其承担法律制衡和监督党的职权，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虽也有对于国家领导机构的监督性的一般条文，而由于贯彻党的领导这些条文形同虚设。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批准的，因而，掌权者可以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并有可能随时进行碎片修改。同时，人民代表也不是公选制，代表的资格完全由党委控制。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保，何论行使监督权。所以，宪法的许多规定也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打倒“四人帮”后，修改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便是明证。
　　再次，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崇尚大民主，却蔑视科学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党和国家机器运转没有形成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在人治之下，公共意志毫无救援的可能，为冒险家提供了方便。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日，如何行使人民意志，已经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思考的大事。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国家宪法，建立宪法保障机制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实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应该将党的意志，通过宪法变成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党的治国主张一律遵照宪法的规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必要的人民公决，形成治国法案，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运转。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文革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贯彻《十六条》的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两种机制，形成宪法制约下的政治运转体系。
　　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宪法的制定权，以人民公决的形式取代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做法，使宪法的修改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杜绝当权者以碎片形式修改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根本权威；二是通过宪法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及其执政运转规范，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滥用党的领导干预国家政治生活，防止党内斗争滥用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实行民主公选制度，代表资格由人民确认，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包括罢工、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监督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规定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注意听取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防止国家政治生活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两种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严格在宪法制约下运转，同时由宪法赋予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直至采用公决的形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器运转实施制衡和监督；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和人民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腐败、反蜕变，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防止蜕变成社会党、全民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批准和修改机制上，依靠人民民主，以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国家机器，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蜕变、叛变、变节行为造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通过全民通过的宪法和党内建设规范的链接，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与人民军队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定期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推动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抵制和克服主观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机制，实行双重约束，即党内监督机制和宪法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