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好后勤部长！”这些食品、饮水立足未稳，行营尚在打造之中，他们姐弟俩早已泳装待发，急于跳入松花江戏水，一边往水里走，一边喊我：“爸爸快来！”
“注意安全！孩子们”我紧跟在他们后头。
“妈妈你受累了！”有时，志武补上这么一句。
“这丫头，图嘴巴快活。”玉梅也回一句。
在水里游了一段时间，玉梅就喊我们休息。我们仨就在沙滩上追逐、嬉闹、堆沙堆；在水边，拣小石子、拾贝壳、玩流沙、垒堤坝、筑沙塔；到浅水区用毛巾兜鱼虾、打水仗……
我看着玉梅在那里守卫“营寨”，便在她冷不防的情况下，从后面偷袭她，于是，我们的笑声，卷着轻风，播向远方。
人是鱼变的。玩水便成为孩子们的天性，不论在水里呆了多长时间，他们总是玩不够，即使太阳西沉，仍是依依不舍，不愿回家。
1979年夏天，他们还不会游泳，我在岸上讲课，讲解游泳的要领，然后在水里领着他们一个个练习。开始下水，稍到深一点的水里，因为害怕，常常搂着我的脖子，用劲地蹬着双腿，又喊又叫，又笑又闹，乐不自支。有时我欲擒故纵，撒开手，让他们自己探求浮水的体会。
当时我“有的是”是时间，孩子们的整个暑假，天天由我领到江边学游泳。玉梅不会游泳，到江边当警卫，有时我们也劝她学习，偶然也下水，但她总不放心岸上的衣物。所以，她始终没有学会游泳。孩子们学得很认真，不到半个来月就独立下水了。开始是蛙泳、踩水，后来就学仰泳、侧泳。志勇后来又学会了蝶泳。对于他们来说，学会了游泳，就等于加入了水上俱乐部，进入鱼的自由世界。时常，我同玉梅并肩地坐在江畔的石头台阶上，观赏孩子们的“表演”。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只有这时才真正充分地显示出来。
更多的是，我领着两个孩子游泳，她坐在“观礼台”上看着我们在水里向她招手致意。志武、志勇互相比赛，一会蝶飞，一会蛙泳，一会自由泳，一会安然仰睡，一会悠然踩水，一会奋身冲刺，一会潜入水中，一会跃出水面。这个喊一声：“妈，我在这里！”那个举双臂叫道：“妈妈，你好！”好不矫健，好不自在，好不开心！玉梅得意地笑开了，笑得是那么自信、那么甜美。我们感动了她，她也感动了我们。我们的目光相对，心电频传，亦意、亦情、亦畅、亦悦！
我们游累了，就横七竖八地仰卧在沙滩上，怕骄阳暴晒，便用沙子把自己全身埋起来，那种内凉外热的特殊感，只有亲身体验才会觉得无穷的乐趣，有一种回归自然的美妙之慨，令人陶醉。有时我躺在树阴下，面对透过树枝疏隙间射出的阳光形成的婆娑之景出神。如果这时有几只蝉鸣“知了”，或一、两声莺歌燕叫，以为回到了江南，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孩提时代，仿佛这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任我臆想联翩。
到江边，无论去江南的斯大林公园，还是上江北太阳岛，孩子们总嫌没有玩够，玉梅给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午餐、晚餐，味道好极了，那才是人间的美味享受，把我们的游兴推向极致，饱饭长精神，更教我们乐不思归，一个劲地怨日神太刻板、太遵时守信了，为什么不“呆一会儿”再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把我们的爱变作动力，志武、志勇均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入哈尔滨市重点初中——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志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省重点中学——哈三中，于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91年毕业，分配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志勇在十三中读到高中毕业，于198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1992年毕业，分配到省物产集团下属的化轻公司工作，十年后考入天津大学MBA班，以优异成绩毕业。
我对孩子们的爱，孩子们又以爱来回报我。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这份珍贵的感情。志武每一次寄自上海的信，用最美好的语言祝福我们，“把你们的热望刻在心里。它是我心中的一座灯塔，永远照耀我前进的航向。”在一个父亲节里，志武给我发短信说：“广袤的大地支撑起碧蓝的天空，因为有了你，我们才有今天幸福的家！”志武还多次对别人说，“我父亲一世英明，我要好好练练笔，准备为他写点东西。”
志勇在报考MBA时，学校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在300字内，列出“你所崇敬的人，并简要说明对自己的影响”。志勇写道：
父亲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对我成长影响至深的人。
父亲强烈的爱国之心，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要为祖国作一番贡献，便成为我忠贞不渝的志向。他说：“只有为国效力之志，才能持久，才是不绝的动力资源。”
父亲教我如何做人。他经常说：“重要的不在于做了，而在于做好。”他重视我的学识提高，更致力于我的非智力因素的强化。
父亲是一团火，朋友相求从不会说个“不”字。他经常说，帮人就是帮自己。我从他那里受到激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父亲不倦的学习精神，经常是一面镜子，从那里使我看到了我的惰性。
父亲总告诉我，身板第一，带我养成了锻炼的好习惯；七、八岁学会了游泳，15岁横渡松花江。
孩子们的这些话语真挚、素朴，我读后、听到后很受感动，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我继续前进。
1989年春节期间，我偕玉梅、志勇取道上海，与志武会合，自沪经苏、浙、赣、湘，回长省亲，看望我96岁的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嫂嫂和其他亲人，把我们一家的温馨和快乐，带回了故乡。阔别——我13年、玉梅和志武17年、志勇第一次——回家，老父亲和其他亲人为我们一家的中兴而高兴。在此期间，我和玉梅还领着孩子给我祖父母、我母亲、我岳父母拜坟，祭奠列祖列宗，拜见乡亲，观赏家乡风光。
1992年，我父亲去世，享年99岁，玉梅同我回乡吊孝。我们乘飞机还是晚了半日，等我们急急赶到家，父亲的灵柩已经放入墓坑。见到父亲的棺椁，我伏地痛声哭喊父亲，心如刀铰。我哭自己没有为父亲临终献一口水、尽些微之力，却使他老人家晚年为我担忧、挂心；我哭自己得知老人家仙逝归山之期，我又迟误时间，未能扶柩送行；我哭自己1989年离家那一天清早，忍泪三次走近父亲睡床蚊帐前，怕叫父亲时自己失声哭起来，让父亲伤心而没有话别；我哭自己不孝，愧对父母，未为父母效力，双亲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哭自己一生坎坷，辜负父母的期待，未能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玉梅也伏地大恸，感到未尽儿媳之情，几乎昏厥，我及时给她服用救心丸才站立起来。所幸的是，1989年我们全家同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嫂嫂等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全家福。而且，老父亲见到了他最疼爱的志武和最小的满孙子，同他们南腔北调，笑谈国内外大事，圆了老人家同我们——他最小的儿子一家同堂叙话的美梦。
从长沙返哈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古人讲“忠孝两全”，我太惭愧啊！
我在文革中，口不离斗争，却律以团结为则。心中无害人之谋，口中无欺人之语，与人总是以口应心，以心交心；不卑不亢，务实求真，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贵攀高，凭着爱祖国、爱人民之心，凭着共产主义信仰，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一心相信毛泽东，一心相信共产党。凡事以公对公，盖非利己第一，图谋职权、私利，更无钻营取巧之心，有不可告人之举。所以，清查之后，虽然被开除党籍，回到平民百姓之中，感慨的是泰山冰变，灰飞烟灭，心怀却一派坦荡。我没有因为私情对待他人，所以也就没有个人恩恩怨怨挂在心头，犯什么愁肠，出门见不得人，晚间谁不着觉。我总是处处感到，周围的人们对我、对我们家人投以友善的目光，并在实际上感受人们的惠爱。在这方面的时间片段，从四面八方向此时的我雪片般袭来，我只好由近及远，作些必要的分类整理和剪裁。
一入牛棚，我试探着看守们对我的态度。我总觉得社会对我的口碑不错，特别是各个院校的广大教职工对潘复生很不满，支持、理解我的人很多。通过试探，我发现看守们对我并不怀恶意，没有以我为敌，他们在言谈中明确表示是受人差遣而不得不来。因此，我采取“以诚相待，心诚则灵”的姿态，向他们敞开心扉，敞开思想，以此进一步了解他们对运动、对我个人之见。
看我时间最久的是林学院的M师傅。他中等个，圆脸庞，面色略带铜黑，头发灰白，留着寸头，经常穿一身褪色的藏蓝工作服，脚踏黄军鞋。老头五十出头，未语先笑。一看便知，是个老实厚道的老工人。相处一段之后，更觉得这位师傅纯朴可亲。一次，我对他直言：“其实，我的文革履历很简单，造反夺权，当省红革委会班长，进京告状、参加炮轰派，批林批孔时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写过大字报，日常抓教育革命，打倒‘四人帮’后拥护华国锋但说过几句不理解的话。这就是我的情况。没有打过人、骂过人，也没有打砸抢问题。”
他也毫不遮藏地说：“这些大面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至于你同四人帮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了。”老工人说话就这么实在，不做作，但又说得有分寸、不离原则，一语双关。
我说：“这些你不久就会了解的，让事实说话，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同时，我这样做也不好。”
时间推进了三、四个月，并未发见我同四人帮有什么直接联系。他觉得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我的牛棚生活快要结束了。显然，这位纯朴善良的老工人，未把复杂的政治斗争估计在内，以为我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论。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目前邓小平在活动，邓小平快上台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见解，这位老工人表示由衷地佩服。我说，“我有在这里待一、两年的打算。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点东西，你得帮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一个工人？”他笑着说。
我说：“我想学英语。请你在林学院帮我请个老师。”
他不解地急忙问：“那怎么请？”
我说：“当然不是把他请到这里，在牛棚里教我。”
我告诉他，我得从英语发音开始学，希望他帮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语老师，用汉语或汉语拼音，把英语语素的48个音标标给我。马师傅立刻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没过几天，用两张稿纸写的清清秀秀、详细标有汉语或汉语拼音或与汉语发音相近似发音的48个音标，就由马师傅传到我手。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两张纸，有一种心颤的感觉，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这位未见面的热心肠的英语老师，决不辜负这位不怕担风险而不辞辛劳的传书人。
就从那天起，我开始学习英语，到1984年，我学完了广播英语教材，以后又进一步学习原版《基础英语》，终于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专业英语资料了。后来听广播发现，这位老师所标示的发音极为准确和规范。我学的是哑巴英语，但要说几句，却是道地的牛津话。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对那位老师和马师傅致以崇高的敬意，热烈地表示谢忱。要知道，这在当时一旦传出去是要担当“说清楚”风险的。这种无私和果敢的帮助，我永志不忘。这是人类的灵性之光，是照耀千古的，是我唱不完的心底颂歌。
我同每一位看守，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的把家里做的好吃的东西拿来教我品尝；有的将单位的矛盾诉与我听，让我帮助分析；有的把家庭建设和个人奋斗的计划说与我听；还有的与我一起预卜祖国的发展前景。我们在一起听评书，散步谈心，等等。他们还为我与玉梅、孩子见面创设条件，提供方便，在生活上备加关照我。玉梅有时下了班来看我，晚间让我们在院子里自找地方亲近、谈话、商量事情。固然，人们通过文革的反反复复整人学乖了，不愿意充当炮筒和枪手，参与整人了。但也与他们了解我的人品、脾性有关。文革期间，我生活在群众中，体会到自己干的最好的时段，正是自己与群众彼此不分的时期。我不怕和群众接触，我越是接近基层群众，就越是感到人们理解和接受我。我成天同看守们谈天说地，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时常竟然忘记自己生活在囹圄之中。
应该说，搞我专案的几位，除了个别人想表现自己一番之外，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