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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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的明显不同的做法，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得到周总理的关爱，也因此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赢得哈师院以及全省人民对我的理解和爱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尽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心，行了一个平民百姓之德。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问心无怨、无悔，也无愧。然而，我在玉梅面前，却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为夫之道、对子女没有尽到为父之道，感到有怨、有悔，也有愧。
电脑打字的鼠标指向，勾起文革中关于她的一桩桩往事，竟不顾我此时伤痛之情，一齐争着涌上心头。我对她通报情况不够，1967年7月我去北京找周总理告状，事先没有通知她，她是在反对派诋毁我的小报上得知我出走的曲折过程的；到京以后也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凭着她的理解和判断，使她为我牵肠挂肚，日夜心神不宁。我对她关心不够，她从南方来到北国，开始水土不服，工作有难度，由她自己颠簸，许多不便，无处诉说；我对她体贴不够，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只去看过她一次，她每周来看我，后来在怀孕期间上下车，几经风险。有一次摔倒了，一人竟从她身上踩过去，挨了许多不能、也难能言状的累和罪；我对她了解不够，她大腹便便，独自一人南归分娩，我不能问她疾苦，更不能使她心安；我对她理解不够，本来应该让她知道的事情，没有及时告知，使他蒙在鼓里，为我担惊受怕；我对她解释不够，使他对一些事实真相不明，被人们斥责为我袒护，挨了不白之冤；我一头扎在行政事务堆里，家务活干的很少，沉重的家务和孩子生活照顾问题，几乎完全压在她的肩上，夺去了她的学习、读书时间，更夺去了她的娱乐休闲，而她的爱洁成癖使她更劳碌有加，回家就忙过不停；有时机关来人和上访者找上门，我要她回避，言语不周，令她不快；有时我不在家，她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接受了要求我办事的人送的糖果、点心或烟酒，我没好气地批她、损她，甚至逼他马上给人送回去，等等。总之，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报答她的太少、甚至没有；她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我为她做的很少，甚至没有。她受我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难，遭受了难言的痛楚和苦难。我欠她太多的情、太多的意，使我难以尽述，也是很难回报的。
我的曾经受伤的心，因为批潘之后重新启用而又焕发起来，正在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再一次受挫，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彻底回到了现实。
我从牛棚回到家，在玉梅、孩子们的目光中、话语里，深深感到家庭团圆的兴奋，家人相聚的深刻涵蕴。那种曾经长期颠簸、惊涛骇浪的远航忽归，到了避风港，令紧张的神经真正得以放松的回味所带来的舒畅和安全感，至今仍使我的记忆波浪翻滚。在这里，他们理解我、接受我，给我自由，给我快乐。我可以说心里话，兴致来了，引吭高歌，也可以手舞足蹈。玉梅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可以静心地读书、写字、看报；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可以携手，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或松花江边，共渡愉快的一天。在等待作结论和重新分配工作的那些受煎熬的日子里，家人的爱和情，使我的不幸、焦躁和思虑，减了七分，得以喘息、舒缓。
我开始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了普通知识分子的读书、写作生活。
对于家的概念，我一直很淡薄，或者说很朦胧。我少年定婚、成婚，脑子里一直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疙瘩和说不清的遐想，加上两地生活，直到潘复生整我，遣送我去绥化劳动改造，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有个家，以免孤身一人。于是，我跟玉梅谈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她愿意跟我去受罪，而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种家的温馨，避免了长夜难眠的种种烦恼和困苦。在绥化，是我们夫妻生活的真正开始。那时侯，省里派性搞得很凶，三天两头要人搜集和整理我的材料，八一厂属于捍联总的据点，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是，因为我行得正、走得端，群众明是非，少数人想搞点名堂，也掀不起风浪，潘复生也就无可施其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家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批潘以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一忙起来，或者说我的境况转好了，我的家庭概念又淡薄起来、朦胧起来。这一浮一沉，一淡一浓，都因为我内心追寻一个梦想，一个从小追寻的梦想。
我从小受母训的激励，崇拜爱国英雄，心驰神往地就是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我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切比较中，从一大批志士仁人追怀新中国回国建设的感人行为中，从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作家）的文章中，从我祖宗三代变迁以及自己的理论学习中，而产生的内心确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中国的代名词和象征。经过社教以后使我懂得，中央领导集体，并非是一个铸成的铁板整体，而是其成员充满个性、富于思想，并存在分歧、充满斗争的组织，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像从前那样个个令我尊敬、佩服。通过社教、再经过文革中、后期，又使我懂得，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也不乏反对者；毛泽东虽然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浓厚的家长作风和帝王思想。他的双重人格，妨碍了他的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科学性。我的这些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逐步发现和增进的，限于我的条件和能力，我却不能选择、不能超越。历史的、毛泽东的局限性同我的良好愿望与书生气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论历史怎么看我，我可以对历史说，我是一个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生长的青年，崇信中国共产党、崇信毛泽东。我孜孜以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中国共产党，又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世界大动荡、大革命、大改组的年代，顺应时代的要求，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文革，直到毛泽东逝世。这就是我不能改写的历史。幸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文革历史这面镜子，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既可以观照，也可以透视。人们通过它，可以将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看个清清楚楚。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的覆灭，寻找自己的新生。
我希望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梦想，经过清查的灭顶性撞击而碾作粉尘。这种粉碎，是心神俱灭的无情客观打击，也是生命元素重新聚合的精神自新。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相信人生的回旋。我会通过历史、通过辩证法、通过回旋获得新生。这新生，来自我的学习与奋斗，更来自我周围的友谊，来自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我还在牛棚时，玉梅每次来看我，经常这样说：条条大道通北京。你是大学生，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凭着你还年轻，凭着你的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成绩来。我相信你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远。风物长宜放眼量。家里有我，你尽可放心。你现在抓紧读书，我看做得很对，人就是要有这股精神。还要什么书，开个单子给我，我想办法。
竹篙挑水后头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为我省钱。
一定要保证有个好身体。要坚持锻炼。
这些直白的话语，既简单，又质朴，却闪烁智慧，带有哲理。这是她当着看守们讲的。我听来直入肺腑，感到玉梅理解我，与我同心，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到1978年，我已经很“清闲”了，我和她还可以完全避开看守，在这时放满红砖、准备在附近盖房子的运动场上，找个避人的角落说说心里话，和我亲热，商量一些事情。我要当教员，就是我在牛棚征得她的意见而定的。
“笑颜放眼看物华”。我决心重振我的家，要当好丈夫和父亲。我是学政治的，在文革中，政治把我推向了巅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不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中。文革风暴揭发出来的干部问题，所激起我的感叹、震惊，仿如眼前，我当官以后，总觉得群众在看着我，警告自己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不要当少爷，因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夫妻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无不落上政治的粉尘，连平日说话、上街、家庭活动，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有无政治副作用，群众和相关管理者作何感想，也要三思而后行。刚搬新家，差不多与我们同时回哈的栾国武曾建议我打一套家具，答应只要花很少一点钱，他帮我操办，我怕影响不好，个中有暗语，而婉言谢绝。我说服并同玉梅商量，用白布围个墙角当衣柜，也是很实用的。
由于我的思虑，时常因为一些日常琐事，两人拌嘴。玉梅认为我对自己、对她过于刻薄，用不着；我则认为，新干部对自己及其老婆不能不严格，不算多余。我大道理不离嘴，什么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呀，什么要警惕乘职务之便的特权思想呀，什么群众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呀，什么要警惕舒舒服服犯错误呀，把纲上的高高的。因此，有时弄得很尖锐，把她说急了，他就说我怕丢了官；我就回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赢。有时，旁边有司机或干部，我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老婆工作不好做。有时，互不妥协，弄得好几天不愉快。事后平心静气，她觉得我言之有理，常常向我赔不是。因此，我又感到夫妻之间这一套未免滑稽、可笑。
比如，私事带玉梅和孩子坐公车或让他们搭我的车“捎脚”，或者审查新电影时她要求“搭看”。这些在我看来，也带政治，造成的影响于我于她都不好。我说，这些事宜禁不宜开、宜严不宜宽。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提出别人也没有像我这样拘束自己这么严，我只好赔笑脸说：这方面咱们不要同别人比，越比风格越低。她摆出一副哭脸。有时，她就笑呵呵地对司机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司机当然乐于从命，我只是摇头。虽说家事难办，我也不能总是这么妥协。一天，她又旧话重提，被我抓住话柄。上车后，我郑重而带笑地对她和司机说：犯错误就怕自己做错了，又不肯改，常常拿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些事情，看似事小，但在群众眼里，可是特殊化、公私不分的问题。一、两次，大家可以谅解，次数多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凡事要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警惕错误惯性、渐进性。错误的东西如果习以为常，就会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了。因为这些区区小事，于你我、于大家都不光彩，又何必呢。经过这样对话，以后她就很注意了。
诸如此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也有知道说好的，以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有人，特别是个别要好的朋友，说我是知识分子的迂腐——神经过敏；但多数人还是说注意一点的好，应该掌握好“度”。我经常感叹领导干部难当，她也觉得做领导干部的老婆不自由、受拘束，说话、办事都要留着心眼。
虽然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像我如此不离政治的人，有一种神经质的自觉，但也常常觉得，生活与政治要细分、时时事事要挂连起来，也很别扭、很不自在。
现在，我感到无官一身轻。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当我的平民百姓，当我的文人了，可以顺其自然地过日子了。
我得好好地策划一下，我对玉梅说出了我的家庭改造计划。
“是得好好地设计一下。”对于我的回来，玉梅在兴奋中，但在当时清查时冷时热的恐怖气氛中，她开始有一些想法，甚至不愿意让厂里的人，看到我们俩在厂门口走，叫我绕道，为此我提出抗议，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此后，她认识到，我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一想到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听了我的家建远景规划，她也来劲了，很高兴地这么说。
我同玉梅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家庭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我和她商量，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人前直起腰竿，把学习搞上去。孩子们听说全家自己动手收拾房子，还要做一些家具，一改家庭面貌，一个个兴奋极了。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开诸葛亮会，人人献计献策，计划尽量少花钱，主要依靠自己的力气，先把家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