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百年对语-欧美文学与中国-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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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文学理论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我国的文艺思潮和政策。以他们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其历史的要求与机遇。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整个文坛首次反思建国后的文学现状，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大为震惊。《文艺报》开始大张旗鼓地讨论“典型”、“写真实”和“形象思维”，希图在坚持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精神的前提下作局部性的美学修正。而别、车、杜三位刚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当时的主管中央文艺宣传工作的周扬对三位早有研究，于是，加上建国初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及他们平民革命思想家的身份，马克思和列宁的赞颂，别、车、杜三人尽管美学体系中有些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仍被当作马列文艺的理论家在中国红火起来，目的是为了使现实主义纳入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别、车、杜三人在现实主义美学大厦中各有分工：别氏率先提供了观念框架，车氏奠定了方法论，而杜氏则把它们应用到文艺批评之中。在他们影响下，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坛正宗的盟主地位，统率一切。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被当作一部“现实主义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物形象都被冠以“典型性格”的美名。现实主义成了衡量一切作品是否艺术的美学尺度，同时也是衡量一切作家是否进步的政治标准。可是，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人真正从理论上去探讨。
他们的影响，或者说基本理论观点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以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文艺政策的课本中得以充分体现，虽然其间有微妙性的删改与编串。教材是想寻觅文学为政治服务时如何不失其艺术性，而别氏则是探求如何使高度艺术化的文学去更敏锐感应民族解放运动。在历史的误会中，别氏被误解了，他的文艺心理学被弃之一边。车氏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则被人推崇赞叹。机械的唯物论，急功近利的迎合心理，政治崇拜的盲目状态，结果造成了十七年文学理论的极度贪乏，以致连极富理论敏感的冯雪峰连连叹息真正的同实主义在国内的“地位非常可怜”和“唯唯喏喏的平庸的人”无力坚持现实主义。而后来《重放的解花》中所收集的、十七年文学中创作的、以批判性态度揭示社会主义建设中阴暗面的作品成了毒草，对现实主义进行认真探讨的理论家也成了学术黑帮，并从政治上加以迫害。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误会，从而折射出文学影响中的反面教训。
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如何找到一种适于表达这种激情的文学形式，成为当时广大作家们思考的问题。作为时代心声的精华，诗歌最先找到了对应物，在学习俄苏文学时，最有成效。诗人们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并采用他的楼梯诗体创作出一大批优秀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战斗激情，强调诗歌的战斗性与群众性，便于朗诵。这些特点与建国初期的氛围是相符的，也适合表达时代狂飊式的、粗犷的革命和建设的激情，适合表现诗人的心愫。郭小川和贺敬之在当时实在还没有找到适合所表达这些内容的更好形式，像《致青年公民》和《放声歌唱》这种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的诗歌，如果采用传统的歌谣体和格律诗，抑或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而不采用楼梯诗体，是不能完美地表达出其内涵的。
解放后，马雅可夫斯基被诗界称作“苏维埃诗歌的全权大使，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诗歌战线”。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大量翻译了过来，供阅读、借鉴。从石方禹的 《和平的最强音》开始，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马体诗印记的楼梯诗佳作陆续问世。50年代中期，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共领风骚，带出了一股楼梯诗的创作热，持续到50年代后期仍不降温。为纪念建国10年而作的鸿篇巨制，除贺敬之的《十月颂歌》外，还有闻捷的《祖国！光辉的十月》、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韩笑的《我歌唱祖国》等，均以楼梯式的颂歌和赞歌闻名，表达了人们对祖国新生的热烈赞美，阳刚之气充溢诗篇。
与初期创作对楼梯体诗的模仿不同，郭小川、贺敬之等在50年代中后期写的楼梯诗，创造大于借鉴。同是溶进个人感受描写革命历程，赞美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今天和明天，马雅可夫斯基的 《好》，侧重于提炼语言的“镭矿”，再现历史场面，给十月革命铸青铜像；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十月颂歌》，则着意于解放前后的对比，创造历史与现实重迭的深远意境，表现诗人扬沸于胸的光荣、幸福、豪迈的感情。同是驾驭炽热的词汇，鼓动青年以公民的热忱战斗、劳动、创造，马雅可夫斯基的《共青团员进行曲》、《青年近卫军》等近于热烈、庄严的号召，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则有更深一层的时代的人生的哲理。不仅在选材、立意方面有突破，在格律方面也是借鉴中包含着革新和创造。“春风。／秋雨。／晨雾／。／夕阳。／轰轰的／车轮声。／踏踏的／脚步响……／……我走进农村。／我走进工厂。
／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放声歌唱》以及《十年颂歌》以骈为主，在楼梯式的框架中大量采用整齐的对偶、排比，注意平仄协调。就是基本上是散体的《致青年公民》组诗，后出的几首也很讲究匀整和对称。例如《让生活更美好吧》中的一段：“我们的田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草原……”，连续四个并列句，每句分作16行，每16行按意义层次排列为6个梯次。这是典型的排比、对偶，诗句、诗行及标点均各各对称，相当完整。
相对自由而又抑扬有致，变化错综而又大体整齐，诵读起来铿锵和鸣，激扬蹈厉，倍增壮采豪情——贺敬之、郭小川50年代的诗在节奏韵律方面追求的目标与马体诗相通，音乐效果相近，然而这种追求，这种效果又紧密地结合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诗歌艺术的特点。这表明他们已越过模仿的阶段。正如茅盾所评价的，对楼梯体诗已作了创造性发展，达到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这对于后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流播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不仅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而且有文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有相通之处，成为二者有机结合的前提。历史的进步，政治的介入，使得这种融合进一步加强，也确实给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文学带来一丝刚健之气和一线光明，在摸索中，中国文学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探到了民族之根。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的流播经厉了一个曲折而坎坷的历程。一些歪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观点左右着文坛现实，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造成了一些误解，有时甚至运用一些非文学手段造成历史悲剧。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我们仔细分析并正确取舍。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苏联文学反映的是一群完美的人。理想主义的光辉，执着现实的渴求，无疑是它们对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影响。在它们影响下，人类的梦变得明晰而具体，实在而可求。虽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差错，甚至遭遇了历史性的挫折，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否定它的合理性。帝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梦想的破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必将得到一种崭新的结合，得到更吻合文学本质的诠释，从而融入民族精神之中。
欧美文学与新时期文学
百余年间，中国文学有过两次繁荣时期，而每次都与欧美文学的大规模全方位输入有关。一次是“五四”至30年代，那次输入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化及文学观念、引进了许多在当时颇为新奇的社会文化和文艺思潮，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稳步发展的基础。第二次是自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开放和对外交流导致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思想的输入，极大地影响了现有的文学观念、创作模式及理论批评，造就了又一代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实践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所受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方面因素，而是与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相伴而行的。经过十年动乱的空白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窗口，国人发现外来的世界原来是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文学观念、写作技法蜂拥而入。人们几乎来不及加以甄别，便贪婪地加以接受，用囫囵吞枣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西方现代哲学及现代派文学继“五四”之后再次传入，获得人们的重新评价。一些过去被遗忘的西方作家也被介绍过来，一些后起的哲学观念也获得国人青睐。人们不仅惊异近百年来西方文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一些小国的文学成熟感到惊异。这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是前所未有，势不可遏的。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新时期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人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虽没有巨星闪耀，但群星璀璨，异彩纷呈。从伤痕文学始，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等几个阶段，目前又有新的动向。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欧美文学的影响和新观念的产生。其中最根本的，要数对人的认识这一主题的嬗变。反映文革对人们心理的创伤，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反思过去，是第一阶段。这时，人道主义在文坛重新引起争论，并最终获得肯定。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文学崛起，人们欢呼改革英雄及其业绩，同时为改革带来的道德沦丧和心灵失衡而忧虑。在痛苦地摆脱旧体制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受到拉美文学的启发在国内崛起。文学家们把触角伸向远古的时空去探寻民族文化之根，反观现在人的生存环境。待寻根文化热稍冷之时，新写实小说悄然兴起，并逐渐占据文坛主流。它们抛弃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对群体的关注，转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由于存在主义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作品常有历史的宿命感和个人的荒谬感，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明显减弱。近两年，纯文学不太景气，但已开始切近社会和人生，走向摆脱西方影响独自发展的路途。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在科技水平还落后的今后长时期内，西方文化高踞俯视的态势还会对中国文学产生长远影响。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非我们目前所能预测的。
欧美现代派诗歌与中国新潮诗歌
进入新时期后，西方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又一次在中国诗坛产生重大影响，在西方已成为历史经典的现代派诗人神奇地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焕发了活力，影响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中国青年诗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意义更为深远的文化交融。因为在这次对西方诗歌学习的融汇中，中国当代诗人业已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相当充分的体验与选择，并且开始了自己具有独特现代意识的拓展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种超越与挑战。
西方现代派诗歌，从法国的先驱者波特莱尔、魏尔伦、韩波、到显示象征主义实绩的马拉美、瓦雷里；从意象派的庞德，到受象征主义影响的叶芝、里尔克的艾略特，创作上都显示出西方文明强烈的危机感，表现了知识分子受到骤变的社会现实冲击后的失落感。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以丑为美，以美为丑，在美丑互置中展现出现代文明的荒谬。艾略特的《荒原》则揭示了世纪末时期西方文明的“精神荒原”。浪漫主义明媚甜美的歌声，理想主义的追求经过一阵幻灭之后赢来的是梦魇般的阵痛，乞丐、妓女、赌徒的身影灿然居于诗歌意象之中，诗歌的美学风尚发生了根本性嬗变。
西方现代派诗歌出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它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对基督教文化，对社会现实，对自我命运都有极度的悲观感，诗人们把诗歌当作了拯救人类命运的唯一手段。他们过于敏感的心承受不了文明的衰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与欲望”。
朦胧诗运动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