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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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亨索伦亲王莱奥波德竞选西班牙王位一事成为普法战争的导火索。1868年，西班牙女王被推翻，霍亨索伦家族的莱奥波德是王位候选人中的一位。但法国却坚决不同意这位亲王参选，担心如果西班牙和北德联成一体，那么自己将来会腹背受敌。普王威廉一世慑于法国的战争威胁，在同法国驻普大使的会谈中答应劝说亲王放弃王位候选。7月13日，在法国大使的强烈要求下，威廉一世委托普鲁士外交部将此事电告身在柏林的俾斯麦，并允许他转告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普法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远去。但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由于普王同意了法国的要求，俾斯麦的感情受到了激怒和伤害，感觉自己的全部计划正面临失败。正当他闷闷不乐地和将军老毛奇一起喝酒，并准备愤然辞职时，突然接到了外交部发来的那份电文。俾斯麦发现急电可能大有用场，于是立即动手进行了删节，尽管未加一词，却语意大变，使电文读起来像是“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俾斯麦估计，电文一旦在报纸上发表，很快就会传到巴黎，到时“将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事实果然不出俾斯麦所料，稍加改动的电文在巴黎引起了愤懑和狂怒。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俾斯麦终于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民族保卫战的局面，而当时的大部分人尚不知道究竟因为何故。开战之时，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到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他哪里知道，自己要面对的将是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全力对抗，因为德意志各邦都为了民族的统一事业而团结起来。德军的优势力量和高涨的士气很快击溃了法国人的抵抗。在著名的色当战役中，10万法军投降，连拿破仑三世本人也当了俘虏。
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俾斯麦继续挥戈直逼巴黎。“在普鲁士胜利引起的一片狂欢声中，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在饥饿的、时刻准备战斗的巴黎人民面前，俾斯麦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72米长的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大业至此完成。这一天，正好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170周年的纪念日。在德国军刀和勋章光辉的映衬中，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勃然兴起了。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英明一世的俾斯麦，此刻也许都不会想到，这个令他们感到兴奋异常的“镜厅加冕”行动，却在法德之间埋下了难以去除的仇恨的种子。
欢乐与悲哀的二重交响曲
俾斯麦是一位“白色革命家”。这位出身于保守派阵营的容克，使用了战争暴力手段，摧毁了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和德意志联邦的全部旧关系，完成了300多年来德意志民族不断追求的统一大业，并把德国带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无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红色’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由此不难看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和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保守性。因此，统一对德国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具有两重性。
从历史进步性来看，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而这个问题从16世纪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以来就尖锐地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至此之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不再任由欧洲强邻的欺压和宰割。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有如脱缰之马奔腾向前。不仅如此，它还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德范围内开展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其历史保守性而言，主要是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煽动并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深入了德国的各个领域，戕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使德国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此外，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做法，不仅在法德之间结下了世代相袭的民族仇恨，而且促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由此形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立争霸的局面。这些都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总起来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工业革命为促进德国的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俾斯麦的活动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因而在欧洲政治的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也使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英雄。
四、强大的德国：是福是祸？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继续增强，俾斯麦试图保持德国仅仅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改弦易辙，逐渐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对于一个日渐强大的德国而言，这种转变究竟是福是祸的确难以简单断言。但从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来看，紧要关头看似偶然出现的个别人物，往往导致整个前进方向的彻底改变，或许背后代表的乃是历史合力的选择。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跳跃式发展，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一流的经济强国，显示了超强的实力。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教育兴国，科技兴国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强大之后的德国，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走上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的毁灭之路。
寻找阳光下地盘的国家
德皇威廉二世（1890年~1918年）在位的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威廉时代”。他所煽动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和所采取的扩张攻势，成为这个初绽头角的国家全部活动的主旋律。而这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同俾斯麦时代内外政策的主旨完全相悖的。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1913年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的庆典声势浩大，社会各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其盛况超过对以往所有的德国皇帝。对此，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和谐之音。左翼《新观察》杂志就曾悲叹：“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对于这些批评者，皇帝不屑一顾，称他们是“绵羊脑袋”、“阴郁的悲观者”。在他心中，统治世界的梦想早已使扩张的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德国思想界对中世纪具有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情绪，其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因此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着“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迫切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时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比洛就曾公开宣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要求德国大使、德国商人、德国货物、德国的旗帜和德国的商船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尊敬——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为了能拥有同其他强国分庭抗争的资本，德国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扩大军队规模。自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从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出台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德皇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使自己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他不被视作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使我们永远是个大国。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自己对于建立在理性和思考基础之上的世界政策的要求。”1905年，他在一次酒会的致辞中清楚地表明德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火药是干的，剑是磨过的，目标明确。”
经济上不断膨胀的德国资产阶级，其扩张贪欲最终演变成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这种贪欲提供了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寻求着战争，并希望能发挥一下陆军的优势，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国内工人阶级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德国—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的论说，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赞成战争，也愿意跟着向前走。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的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而到世纪的晚期，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所散布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膨胀的趋势，并导致形形色色的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贯彻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源。为了证明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所负有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道路。
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厮杀。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战争。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几乎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大战开始后，虽然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本国的旗帜下，但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热情的，除了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而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似乎一切事情最后都要决定于战争。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利所渲染出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堑壕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防御一方的力量大为增强，因此战争远没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至年底，德国在东西两线都陷入了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却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把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又遭受“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能打破。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他们不但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还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岁月里，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