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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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坚的事迹来看，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他的军队战斗力所以很强，乃因他善于抚恤士卒。《三国志》卷46《孙坚传》裴注引《江表传》言：
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
同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述董卓之语：
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憨，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由上可知，孙坚除了善于接待吏兵以外，还能用人。唯他出身于地方豪族，论社会地位和声望，远远比不上世家豪族，所以他仍投靠了大世族袁术。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孙坚表现颇为积极。然而他也并非真正忠于汉室。他初至荆州，因刺史王叡轻己而杀之；因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亦诱而斩之。这种因私嫌擅杀朝廷命官的行径，还是越轨与非法的。袁术对孙坚心存疑忌，不敢放手使用。据《三国志》卷50《妃嫔传》载：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
由上所述，孙坚之娶吴氏，颇有逼婚性质，“吴氏亲戚嫌坚轻狡”，“轻狡”，即欠稳重与躁急横暴之意。孙坚所以享年不永，遭人暗算，即吃了他这种性格的亏。如果说孙坚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那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似乎不是深沉有大略的政坛能手。
孙策是孙坚长子，字伯符。因坚经常征战在外，所以把家属留在寿春，坚死时，策年十七，已经交结知名之士，在江淮间著有声誉。
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往见袁术，术甚奇之，但不肯还其父兵，时术用策舅吴景为丹杨太守，术令策去丹杨募兵。策募得数百人，遭到泾县大帅祖郎的袭击，几乎丧命。策又往见术，术还其父兵千余人，并表策为怀义校尉。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但结果用了别人。后遣策攻庐江太守陆康，对策言：“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可是策攻克庐江后，术又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更失望。
这时扬州所管辖的地区，除长江以北的九江和庐江两郡外，尚有江南的丹杨、吴、会稽、豫章四郡。汉朝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系兗州刺史刘岱之弟，兄弟皆当时名士。扬州州城本来在寿春，后寿春被袁术占据，刘繇就把丹杨郡郡城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作为州城，刘繇把袁术所用的丹阳太守吴景赶到江北，派遣樊能、于麋屯横江津（今安徽和县东南），张英屯当利口（今和县东），以拒吴景等。景等攻樊能等，年余不克。兴平二年（195年），孙策请准袁术，前往援助吴景。策原只有兵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及到历阳（今安徽和县）众骤增至五、六千人。于是渡江攻刘繇牛渚营，获得了许多粮谷和战具。这时投靠刘繇的原彭城相薛礼屯据秣陵城，原下邳相笮融屯据秣陵城南。孙策把他们击破以后，进击刘繇于曲阿，繇弃军遁逃。
策进入曲阿后，劳赐将士，告谕诸县：“其刘繇、笮融等部曲来降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于是，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策治军严整，兵士遵守约束，鸡犬菜蔬，一无所犯。史称策“美姿颜，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将士用命，战无不克，威震江东。
刘繇、笮融被孙策战败后，均泝江奔豫章郡。笮融用诡诈手段，杀害豫章太守朱皓。刘繇自彭泽（今江西湖口县）进军讨融，融败走入山，为山民所杀。汉朝以名士华歆为豫章太守。
袁术在淮南，毫无建树，只残酷压榨人民，破坏生产。在军事上，他屡遭败北，仍不顾别人谏阻，硬要做皇帝，以前他听说孙坚在洛阳得到汉朝的传国玺，便用拘留坚妻的办法，迫使孙坚将玺交出。后来孙策听说袁术将称帝，曾投书责让，术不听。于是双方断绝了关系。
就在袁术称帝的建安元年（196年），孙策部将朱治驱走吴郡太守许贡，许贡投奔吴郡豪帅严白虎。严白虎有众万余，处处屯聚。孙策手下诸将主张先击破严白虎等。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策遂引兵东渡钱塘江，进击会稽太守王朗。朗功曹虞翻劝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听，打了两次败仗，还是向策投降了。
孙策自为会稽太守，复命虞翻任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建安三年（198年），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娶策从兄贲女。操征王朗还朝，以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袁术遣使赍印绶给丹杨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刘繇奔往豫章。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孙策平定丹杨东部以后，又西讨祖郎于陵阳（今安徽石埭东北），禽之，策谓祖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以郎为门下贼曹。又禽太史慈于勇里（在今安徽泾县），策捉慈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即署慈为门下督。当策引军还时，太史慈与祖郎都在前导引，军人以为荣。
这时刘繇已在豫章病故，留下部曲万余人。孙策命太史慈前往安抚，谓慈曰：“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袁术字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不得不离……今……卿往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太史慈字子义）舍我，当复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慈行，议者犹言遣之非计。策曰：“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秉道义，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策不仅对武将如此信任，对年高望重的文臣也照样体贴，不加猜忌。策略定江东以后，对流寓江东的彭城人张昭颇为信重。“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因张昭颇有声望，北方士大夫在写给张昭的信中，把策创业功绩，多加到张昭身上。张昭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之进退不安。策知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建安四年（199年）冬，策攻庐江太守刘勋，袭得皖城，获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勋逃走，投归曹操。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进击刘表江夏太守黄祖，祖败走，获其妻子及船舰六千艘。祖士卒被杀及溺死者数万人。
策接着又向豫章进军，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由于歆年高望重，策不以战胜者自居，身自拜歆，礼为上宾。
策从豫章郡分出庐陵郡，以从兄孙贲为豫章太守，贲弟辅为庐陵太守。
建安五年（200年）夏，策西击黄祖。广陵太守陈登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袭吴郡。策既败黄祖，将还击登，军到丹徒，因待运粮，暂时停住。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追随不及。猝遇前吴郡太守许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及随骑至，刺杀贡客。策因伤重，数日死，时年二十六。
二、孙权继业与孙氏政权的巩固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临死时，令长弟孙权作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时，东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虽已有会稽、吴、丹杨、豫章、庐陵五郡及江北庐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区居民还多受强宗豪帅的控制，不接受孙氏政权的征调，而土著豪杰及因逃避兵祸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观望形势，以自己的安危利害决定动向。他们和孙氏政权并没有建立牢固的君臣关系。正因为这样，孙策刚死，原为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说明当时逃离孙氏政权的民丁并不在少数。本来已经和周瑜过江准备投靠孙策的鲁肃，这时也有北还的意图。甚至连孙权的从兄孙辅也“恐权不能保守江东”，背地里“遣人■书呼曹公”。孙权另一从兄孙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机夺取会稽，幸赖会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孙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说明怎样安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是孙权的首要任务。好在这时孙权年已十九岁，他虽不及孙策那样英武善战，但也已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当建安元年孙策刚平定江东各郡时，权年十五，已经做过羡阳县县长，继为行奉义校尉，跟随孙策征战，表现了一定的才能和识见。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统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团结部属
除了重用原来孙策时的文武要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畯等都受到亲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权甚为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到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赏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2）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很早就有百越与汉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修筑了从咸阳直接通往会稽的驰道，并谪发内地罪人至江南，加强了南北联系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几次将东瓯、东越的人民迁徙到江淮之间。随着秦汉四百年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越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也越来越淡薄。许多沿江和平原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阂。孙氏在江东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强大的曹操等势力抗争，更加紧对广大山区汉越人民的镇抚。当孙策进入曲阿，驱逐刘繇时，已有军队数万人。他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说明孙策要彻底平定吴、会二郡，就必须令二郡山区越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孙策死时，因“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吴郡各县县长甚至不敢离开县城给孙策送葬。因此，孙权统事之初，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孙权“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山越反抗剧烈之县）令长”，分别镇压山越。另外，会稽南部都尉贺齐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获山中名帅洪明等五人，料出兵万人。以后仍不断对山越用兵，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从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物资，从而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孙权也镇压了其他的反抗势力。如上述庐江太守李术，原为孙策所表用，孙策死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命术送回叛者，术回答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进军攻术于皖城，枭术首，徙其部属三万余人。又建安九年（204年），权弟丹杨太守孙翊为郡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与翊亲信旧将孙高、傅婴共设谋杀览、员。权闻讯，从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赶到丹杨，族诛览、员余党。
（3）三征江夏，斩杀黄祖
荆州居吴上游，孙吴早就图谋攻取荆州。江夏守将黄祖曾射杀孙坚，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