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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

三国史-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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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白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二、三国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官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祕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余匹于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

  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曹魏洛、许、邺三都宫殿台观多诞题字,南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纮善小篆;孙权善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士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赵达传》注引《吴录》言:孙权使不兴“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一、马钧在机械学上的新成就


  三国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字德衡,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事迹见于《三国志》卷29《方技·杜夔传》裴注引傅玄给他作的序文中。马钧原为魏博士,家境较贫,他拙于言谈而富有巧思。旧织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织布机上提综的踏板)”,“六十综者六十蹑”,既笨且重,织一匹绫要花费几十天的时日。马钧统统简化为十二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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