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智慧的火花-外国名作家轶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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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美国诗人惠特曼将《草叶集》付印。但书商拒绝出售，波士顿地方检查官认为《草叶集》属“淫秽书籍，勒令取谛，邮局局长也下令禁止邮寄此书。绝大多数报纸也讥笑和辱骂这本诗集，诗人自己送出许多书请人写评论，而得到的回答是：“惠特曼对于艺术之无知有如猪狗之对于数理……”
这本不幸的诗集还使惠特曼丢了饭碗。他在一家报纸的编辑职务被撤销，不得已只好去陆军医院当男护士，之后又到内务部谋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当新任部长知道他是《草叶集》的作者后，又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了。
1868年，英国伦敦发行了一部新出的《草叶集》，此书一出，立即受到英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颇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对这位美国诗人大加赞赏。《草叶集》的名声才渐渐远播。到1882年，此书在美国费城第一次出版时，创造了一天之内销售3000册的记录。
1935年，美国诗人卡明斯用他母亲资助的钱出版了一本诗集。书中的献辞写道：“决不感谢：法勒——莱因哈特、西蒙——舒斯特、科沃特——麦卡思、有限出版公司、哈考特、布雷斯、兰顿出版社、伊奎诺克斯出版社、史密斯——哈斯、瓦伊金出版社、诺夫、达顿、哈帕、斯克里布纳、科维西、弗里德。”
上面所有的出版商都退回了他的手稿。
1847年，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妓玛丽·杜普莱西23岁就一病身亡。这位美丽聪颖的风尘女子的凄凉结局触动了与她同龄的作家小仲马 （1824—1895），他依据这女子的身世，创作了一部为《茶花女》的小说。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恋爱悲剧，揭露了当时金融贵族的糜烂生活和虚伪的道德，出版后获得成功，后来，在朋友的鼓动下，小仲马决心把小说改编成了剧本。
小仲马兴致勃勃地去找自己的父亲、当时著名作家大仲马谈自己的改编计划。不料大仲马一反常态，对儿子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父亲的冷淡刺激了小仲马，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几天时间就将它改编成了一部五幕剧。
他一写完就跑到父亲那里，要朗读这部作品给他听，大仲马觉得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大仲马最后终于答应试着听一听。传记作者是这样描写大仲马听剧本的情形的：
读完第一幕，他喃喃道：“好极了，好极了！”读完第二幕，他双眼湿润了。有一封急信，小仲马必须亲手送去，朗读中断了。他们约定一小时以后再读，儿子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满面泪水，原来他等不及，自己读完了全部手稿。“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错了，我替历史剧院接受这个剧本。”
不巧，这时大仲马经营的历史剧院倒闭了，小仲马只好另寻出路，一家通俗歌舞剧院想冒一下风险，演出这个剧本，不料第二共和国戏剧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戏有伤风化，明令禁止上演。
幸亏父亲这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声誉为剧本辩护：
我以个人的荣誉和自己在文学界的名誉担保，作者写作这部作品是出自高尚的道德动机。关于道德问题，我是有权发表意见的。因为毕竟，我写过700册书，每1册均可收入神学院的图书馆或专供青年女子就学的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经过一番周折，剧本终于获准上演。但审查委员会中有人预言：“开禁又有什么用呢？演不到第二幕就得完蛋。大仲马的儿子真不该去冒天下之大韪。”一些演员也没有信心，觉得在舞台上摆出一张交际花的床，她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情夫往来不息，恐怕不等演出结束，自己就会被愤怒的观众轰出戏院去。
但是他们全错了。演出时剧场里观众情绪激动，禁不住为这个不幸女子洒下同情之泪。《茶花女》成为轰动巴黎舞台的剧本。
当夜，小仲马就给布鲁塞尔的大仲马发了一封电报：
极大、极大的成功！太伟大了！我不知所措，观众竟以为是在观看你的作品的开幕演出。
收到电报后，大仲马即刻回复了一封电报：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闻名于世的《马赛曲》是全世界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歌词和乐曲是因梦而成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在大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位于战争前沿的边境小城斯特拉斯堡市的市长底特利希，满怀爱国激情，号召人们为军队写战歌。
当时驻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炮兵部队中，有一位名叫鲁热·德利尔（1760—1836）的工兵中尉，他能写诗又能作曲，又是市长家的熟客，理所当然成了写军歌的合适人选。
这天，底特利希市长将德利尔邀请到自己家里作客。贫困笼罩下的斯特拉斯堡，连市长家也只有粗茶淡饭。底特利希指着桌上的少许面包和几片火腿对德利尔说：“只要我们的士兵不缺少勇气，那么我们饭桌上的东西少一些没有关系。”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身对女儿说：“我的贮藏室还有一瓶葡萄酒，你去拿来，让我们为自由和祖国干一杯！”
酒取来了，市长女儿给父亲和德利尔斟满了一杯。市长举杯提议：“斯特拉斯堡应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爱国的庆典，鲁热·德利尔应当从这最后几滴酒中获得启示，谱写一首从人民心灵中喷涌而出，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振奋的歌曲。”说完，年迈的市长和年轻军官一饮而尽。
深夜，德利尔从市长家回到自己的寝室，耳边还回响着市长的话，他奋笔疾书，连夜创作，不想竟伏在大键琴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回想起梦中的词和曲，赶紧记录下来，一首题为《莱茵军战歌》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清晨，鲁热·德利尔带着这首歌敲开了市长的家门。大家唱到第一段时，脸色苍白严峻，唱完第二段，热泪盈眶，唱完全曲时，人们热血沸腾。于是这支歌很快流传开来，同年夏天，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这首战歌开进巴黎，从此，这支歌就被称为《马赛曲》，1870年，《马赛曲》正式被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
马雅可夫斯基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子对他的爱人如何钟情，苦苦思索了两天，还是找不到恰当的诗句。第三天夜晚，他继续琢磨了许久，弄得头昏脑胀，仍无收获，只好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下面的诗句：
我将保护和疼爱
你的身体
就像一个在战争残废了的
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
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
于是他赶紧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棒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了“唯一的腿”几个字，然后就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看烟盒上的字，很得觉得奇怪，足足想了2个小时，才想起夜里发生的事。
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三姐妹》，剧中人安德烈对人描述他妻子是怎样一个人，占了整整两页，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时，突然接到契诃夫的来信，要求将这两页独白全部删掉，只换上这样一句话：“老婆就是老婆嘛！”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1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两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果戈理《钦差大臣》初稿上开头部分是这样描写市长的台词的：“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我接到通知，一位带着秘密使命的官员已经从彼得堡出来私行察访了，他要来视察我们省会的所有民政机关。”定稿时改成了：“诸位，我所以请你们来，是因为我要把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们。钦差大臣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从1833年到1843年出过好几版。有趣的是，在这些不同的版本里，老吝啬鬼葛朗台的财产数字和领带颜色却时常变化。初版中，葛朗台所预算的投机买卖的利润比实际得到的还略少一点，而在1843年的版本中，实际的利润已超过了他预算的两倍多。1833年的版本中，老葛朗台打的是白色领带，到1839年的版本，葛朗台亮相时打的却是黑色的领带。
巴尔扎克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修女贞娜。有一次，修道院院长派贞娜到巴黎去办事，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尘世生活使她目瞪口呆，她被情人们销魂的话语弄得心旌摇动，在一个花园的梧桐树下初次被人强吻，像霹雳一样震昏了。她在巴黎住下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把修道院的钱全部花光了，不久就成了这个花花世界中的一名妓女。
在这篇小说中，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真实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正好也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于是，事情就麻烦了。那个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来。严厉地说：“你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你什么了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渎神者。你去读一读！”
少女看完小说就大哭起来。院长叫她去巴黎找巴尔扎克赔偿名誉损失，要求巴尔扎克向全法兰西承认这是诽谤；她如果办不到这些，就不要回修道院来。
贞娜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才找到巴尔扎克。她向作家诉说自己的贞节和圣洁，请求他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凝视着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贞娜，他不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少女的要求：“什么不白之冤！我只知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十分可怜地再三请求，说如果巴尔扎克不答应她的要求，那她就走投无路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含愠色的喊道：“什么走投无路！我在书中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吗？”“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惶惑地问道。
巴尔扎克说：“就是呀！您需要脱掉这身黑道袍，应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他拉住贞娜的手，把她送到大门外。
贞娜后来明白了巴尔扎克的话，果然没有再回修道院。据说她在巴黎一家大学生酒馆里工作，生活得很快乐。
英吉利诗人司宾塞，在创作完他的杰作《仙女》的时候，把稿子拿到有名的诗鉴赏者沙盛普东伯爵那儿去。门房把他的稿子递了进去，伯爵立刻放开嗓子读了几页，因为写得太好，佩服得了不得，便令门房送20英镑给作者。再读下去，伯爵更出了神，又吩咐门房说：“再拿20镑给那个作者。”说完继续往下读，隔了不久他又说：“再拿20镑给他！”可是，越往下读，伯爵终于发了脾气，带着怒意说道：“去！快把那家伙赶出去，要再往下读，我简直非破产不可！”
1902年，俄罗斯的医学界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决定专门为代表大会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因为这个剧本，不但作者曾当过医生，而且剧中着力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医生。这次演出使契诃夫很激动，他写信给他妻子、该剧院著名女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把你们给医生们演出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报纸上说，医生们仿佛要请人们吃午饭，表示感谢。这是真的吗？加把劲儿吧，努力演好些。”
《万尼亚舅舅》的演出给医生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剧中万尼亚舅舅的朋友阿斯特罗夫医生的形象深深感动了大家。他们从这个普通人的故事中看到了美的巨大力量，也从他那悲剧性的命运中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剧场大厅哭声四起。演出结束后，医学界的名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契诃夫专门发了贺电，一些医生还写信给他说：“一群俄罗斯穷乡僻壤的地方医生，为了艺术家们演出的医生艺术家的作品，谨向自己的同行致贺，并将永远怀念1月11日这一天。”为此，契诃夫深感不安，他给代表们回信说：“在大会期间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王子，贺电把我捧得那样高，实在是我从来梦想不到的。”
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镇压黑奴的《逃奴法案》不久，哈丽艾特·比彻·斯陀（1811—1896）收到了她弟媳比彻夫人寄自波士顿的信，信中写道：“哈蒂，要是我能像你那样动笔写文章的话，我一定要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