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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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
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
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
度过的，他10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
①
郑深。 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12。2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
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
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
宠爱她，1340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
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
②
生影响。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
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1353—1354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
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
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
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1355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 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
树： 《元顺帝时代》。
②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 页。
①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
②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 《元代史新探》，第231—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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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皇太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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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认为撤掉脱脱是很正常的措施。以往他曾多次采用这类措
施，结果并未妨碍王朝的完整。但撤掉脱脱事实上却结束了作为一个完整的
政治体系的元朝。原因主要在于，与1344—1349年间的地方分权时期不同，
此时中国很多地方已创建了各种新的军事、行政机构来对付1351年以后的暴
动；这些机构在人力与财力两方面都能够独立行动，并在不久后确实这样做
了。大都的权力机构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个具有中央特权的实体去任命
地区及以下的官员了。中国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权的地方人物 （可能把他们
称作军阀更为合适）手中。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镇压造反的
军队将领。从1355年至1368年，元朝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让那些在地方
上已自主的将领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与诸如方国珍、张士诚这些名
义上投降的造反者进行谈判。同时，其他起义运动领导人如陈友谅、朱元璋
在脱脱倒台以后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据，从整体上持续地对元朝
采取敌对态势。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
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了，尽管直到最终它还作为全中国的政府残留着它的正
统性 （参见第九章）。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1355—1368年）中，最重要的发
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兴起，特别是 1360年明与儒家道德—政治革命
（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的领导人的联盟。这场革命是在晚元统治这
个总的条件下，在1351—1354年的暴动中，在脱脱倒台之后王朝解体的过程
中形成的。
要说明这个道德革命的根源，还需要多一点笔墨，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史、
家庭史、税务与财源开发、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等等敏感的话题。①
这个革命可以说是从基层积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它早期
的一个表现可以追溯到1342年，在财政收入无足轻重的绍兴，一项具有方向
性的赋税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个处于庞大组织结构上的小裂缝，在这里，那些在朝和在野
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活跃分子克服了许多障碍，他们通过将改革与道德的重新
觉醒结合起来，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分派。通过恢复古老的乡饮酒礼，当地乡
民被有目的地分为好人与坏人两极，在这个仪式中，自私与不服管束被揭露
出来，公开遭到耻笑，而良好的德行则受到尊敬。1350年这一做法在金华与
衢州也得到恢复。余阙作为官方代表进行了指导。他是1333年的进士，前面
谈进士题名录的非汉人部分时曾提到他是一个唐兀人。这种活动颇费精力；
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几近于零；以及它是在官方等级制度的如此低的级别上进
行 （与脱脱的中央计划的压力毫不相关），所有这些都导致朝廷没有注意到
它。但是此举在当地儒家的著述中，是被作为道德上的一大胜利来庆祝的，
这些著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广泛影响。如果说元大都的统治者对这个影响几
乎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明朝的开创者则是马上给予了关注。①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研究成果，有＇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86＇詹尼弗·霍姆格伦：
《尤重于财产转移的早期蒙古与元代社会的婚姻和继承关系研究》；＇276＇兰德彰：《蒙古统治下金华学派
的政治思想》。
① ＇83＇窦德士：《1342—1359 年元代末年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和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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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公众”对群众暴动以及1355
年元朝中央权力崩溃的反应。一般认为，暴动是公众对元政府的规模、开销、
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为了
修正这些错误做法，一般都认为政府应大幅度削减支出，官僚机关应严惩腐
败 （元朝在这些问题上从未有所作为，最终还是明朝将勤俭建国作为其指导
方针）。
关于1355年以后元朝统治的地区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实很难正确评
价。当时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方国珍或张士诚等人为元朝省
一级官员的做法与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统的，只要这些
人服从朝廷、严格按照伦理标准做事。持此观点的人相信只要儒者给他们施
以足够的道德压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切合实际，
但它可以保证减少武装冲突，并吸引足够的力量来保持直到14世纪60年代
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还存在着的对元王朝的忠诚。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他
们是道德革命的代表。依他们之见，地方化没有任何好处，它不过是为横行
不法、贪得无厌、自我扩张以及由来以久的徇私偏袒和腐败堕落穿上了永久
的伪装，原先就是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元朝现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一个
给予罪犯高职和荣誉的王朝必然会丧失社会道德方面的领导权。
这派之中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刘基，他是1333年进士录（50名）
汉人中的第38名。刘基在14世纪50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级的几个较低职位上
任职。这期间他发现他的上级中有许多人胡作非为并着意掩饰，这助长了他
的不满。他早就是方国珍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朝廷为维持和平决定招安而
不是镇压那伙海盗之后，他一度被投入监狱。后来，刘基于1356年在江浙行
枢密院担任一个不大的官职——经历。这个部门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14
世纪50年代危机中元政府机构膨胀的众多例子之一。作为经历，他立即被派
到浙江内地，他在那里的上司是石抹宜孙，担任几个州的行政助理。接下来
便发生了元末历史上很特殊和关键的一幕。
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所以很有必要将当时的情景重新描绘一
下。远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尽其所能正在对付极为复杂的全国形势。当时
行省官员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权。1356年3月，对地方官员的民族限制都被取
消了。造反者放弃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原淮河地区，以期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
地：朱元璋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领导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运动；
由于脱脱被皇帝撤职而在高邮得以幸免的张士诚，现在南下，占据了苏州。
江浙行省平章达识贴睦迩是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康里贵族，他采取非常的权
宜之策，试图挑起军阀的互斗，先是与一个军阀合作，然后再与另一个军阀
合作。1356年，他诱使方国珍援助了一场抗击张士诚的战斗。江南行御史台
很喜欢这一策略。但是江南行枢密院坚决反对，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
常任命憎恨方国珍的人在这个部门任职。各个机构均有自己的军队。另外还
有互不统属的乡兵武装，这些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变换立场，造成更为模糊不
清、复杂难解的局面。这就是1356年元廷面临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刘基、石抹宜孙及其同僚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中只占了靠近底层的地
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
公开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此作为真正地长久地复兴元朝在中国统治
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实践样板。在省政权内部，善与恶判然分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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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恶两极那样，人们都滑向了两个极端。所有善的都是利他
的、中央集权制的；所有恶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搞地方独立的、地区化
的。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资源和领导权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领
导者身上，引导这股力量积极地不屈不挠地对抗恶的力量。例如，地主与土
匪就被认为是与方国珍勾结在一起的。与偏处中国东南的行枢密院中一位行
政助手的职位相比，石抹宜孙的作用是无可限量的。用刘基的话来说，他是
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顿、复兴元王朝，就如两千年前齐桓公拯
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样。
1357年，元廷同意给石抹宜孙、刘基及他们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绝
把他们升到元朝官僚机构中更有影响的地位上来。地区化的政策还将继续。
于是，就像当时省政权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样，刘基因心灰意冷而辞职，并
写下他对于道德与政治的看法。1360年，未来的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占据
了他们所在的地区，这些思想家们就投奔了朱元璋。所以，是明代第一位皇
帝而不是妥欢贴睦尔有效地实施了 1342年起就在江浙行省实行的均平赋役
和公众动员措施；是他接受了元朝于1357年拒绝采纳的道德专制主义主张；
还是他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①
① ＇82＇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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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元廷在1368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
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
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
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
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
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
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 （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
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
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
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
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14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
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