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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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程天放上任已成事实，但在三大院长的坚持下（曾天宇已在头一天参加了茶话会），教授罢教仍在继续，“夺印上任”更是激起教授们的愤慨。12月26日，教授们又发表了由史学系教授杨人楩执笔的《文化宣言》，提出要争取学术自由和独立，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宣言谓：“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谓学术独立。”并提出“不以学术为政争之地盘”，主张“不违背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解除一切言论出版之取缔与限制”，“大学应设立审议机关，根据舆论进退教师”〔6〕。
教授继续罢教，而国民政府亦坚持决定，双方一时僵持。最后在程、孟的分化瓦解下，在部分学生的复课要求下，在程天放口头答应各种条件的欺骗下，罢教近三周后开始复课，孟寿椿也因无耻行径被当作替罪羊驱逐出川大，亦可谓是小小的胜利。对于此次反对的无力，“文学院长朱光潜愤而去了武大（乐山），农学院长董时进也离川他往，法学院长曾天宇一变反对为默许，理学院长魏时珍虽然坚决地反对，但却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7〕。
“拒程运动”，就川大部分教授学生来看，实际上就是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及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奴化教育及党化独裁的斗争，从致电反对到《罢教宣言》再到《文化宣言》，体现了那个时代一批信仰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精神。
在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大多数学人所公认的办学和治学理念就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上世纪二十年代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一次演讲中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并认为修学的第一准衡就是“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8〕。另外，很多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认为大学的校长必须首先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决不能由官员兼任，否则将有失学术的独立性。胡适多次提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必须要保持独立和纯洁的；任鸿隽在出任川大校长之前也辞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的职务，专心办好川大，这不仅仅是他“一时只任一事”〔9〕的信条所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特殊的人文使命的要求。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也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10〕
在一个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的年代，川大部分教授坚持拒绝程天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理念的信仰。大学的知识精英坚持学人那份信仰，坚持那份尊贵，维系了整个学术氛围的纯净和尊严，延续了高等学府独立自由的命脉和灵魂。
注释：
〔1〕〔2〕〔3〕〔4〕〔5〕〔6〕汪潜：《反对程天放做川大校长》，《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54、56、53、58～59、61、62页。
〔7〕王宗力、张明、蓝明春：《七七事变前后川大的抗日民主运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第132页。
〔8〕叶恭绰：《遐庵汇稿》，1930年版，第345页。
〔9〕胡宗刚整理：任鸿隽《五十自述》，《近代史资料》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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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做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1〕
一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湖南溆浦人。
向达先生早年丧父，只是依靠寡母的节衣缩食才读完了小学以及著名的长沙明德中学，此后他立志“实业救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一年后因志向和兴趣转变，转入文史部，随后得柳诒徵、陈鹤琴诸先生亲炙，于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
在“商务”任职期间，向达先生除完成工作外，又初试身手，先后与梁思成合译了英国韦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又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等，从此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这也应该是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的起点。
1930年，经赵万里先生介绍，向达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当时中国和瑞典两国的考古学家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不久有了重大的发现，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不啻给当时的古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至北平，先藏于北平图书馆，后为摄影和研究的方便移往北京大学，随即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等学人负责进行释读。此前，向达已先期在北平图书馆担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任写经组组长，同时参与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他利用该馆馆藏的丰富文献，开始着手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不久他独立完成了一部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成为在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一位名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之后的翌年，他又出版了《中西交通史》一书，随即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在该校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的课程。
1935年秋，向达因在“北图”“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此次前往欧洲，他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书籍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和工作，其间抄录了大量有关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向达又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又抄录了明清在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等方面的一批重要文献。1937年末，他又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的科学院和博物馆，考察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大量文物藏品。在巴黎期间，他还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
向达先生的欧洲之行，使他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其间状况，可由向达当时写给“北图”馆长袁同礼的一封信中展示无遗：“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2〕正是靠了这种倔强和自尊，向达先生饿着肚皮把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敦煌卷子都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后来，他据此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秋，经过三年艰辛的考察和劳作，向达携带着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凯旋。此时的国内已是战争的年代，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和文科主持人梅光迪先后接纳、引荐了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郭斌和、张其昀、陈训慈、刘节、钱基博等到浙大，这样，当年“学衡派”学人的阵地就从南京迁移到了浙大，此外钱穆、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贺昌群、夏鼐、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田德望等一批学人也先后齐聚浙大，可谓星汉灿烂。当时向达先生应聘到了已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他转赴昆明的北大历史系，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处。返回重庆之后，他针对某些文化名流在莫高窟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对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促成作用。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与夏鼐、阎文儒等再赴河西考察。此次他再至敦煌，不顾当地隆冬的酷寒，呵指取暖进行笔录，除了对敦煌地区的诸石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记述之外，又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这就是他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其中他对古代“俗讲”的研究是开辟草莱的创举，而他对边城“两关”（汉代的玉门关、阳关故址）的考证则出自其两度亲自踏勘的结果，远远不同于一般研究者仅在书斋中依靠文献所进行的考据之作。
欧洲之行的前后，可以说是向达一生的学术巅峰。
二
向达先生著述等身，他的著述和译著，前者计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印度现代史》、《中外交通小史》、《唐代俗讲考》等，后者计有《世界史纲》、《史学》、《亚里士多的伦理学》、《匈奴史》、《甘地自传》、《史学史》、《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鞑靼千年史》等，由此，在中国历史学界，他理所当然成为一名大家。不过，向达先生并不是只在书斋中讨生活的粹然学人，他很明确要把自己的学识用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所以，当抗战胜利之后，向达先生就是向战败国日本强烈提出要求赔偿战时中国文化损失的学界代表之一。
正如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所说：“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3〕邓小平在同年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也指出：“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4〕这“蛮横、残酷”的诸项“欠账”之中，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蒙受到的巨大损失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据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成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记载，中日战争，中国总计损失文物三百六十万七千零七十四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在战后的四川李庄，向达先生即与中央博物院的友人合议，他说：“人类之所以高出禽兽，因为他有理智能反省。运用理智和反省，于是创造了文化，脱离了野蛮。但是人类又创造了战争，来毁灭自己，毁灭文化。”他痛惜“历史上每有一次变乱，文物的损失便增加一次”〔5〕，于是他们乘美国准备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强攻日本本土之际，先按美方的要求制备了应予保护的古迹、古物的图表、地图和照片，“对于这些地方相约不毁坏不轰炸”（世人多知日本的奈良等城市是因为梁思成先生的建议而免遭美国空军的轰炸，但很少有人知道向达先生等也是建议者之一员），并准备随同美军行动，负责指导，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日本赔偿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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