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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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在旦夕。　
　　1935年更是多事之秋。日本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侵略事件。1月15日，驻守察哈尔省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与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伪军被缴械，日军借故进攻察东，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日军不断地向二十九军发动进攻，6月5日，日本又以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为借口，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27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杀及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等事件为借口，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交涉。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等在北平提出，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且“实际上平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接着，天津日本驻屯军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以武力相威胁。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外及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无理要求。6月11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差人将写有上述要求内容的“备忘录”送给何应钦，并在“备忘录”中，提出若干附带事项。7月6日，何应钦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在屈辱的“备忘录”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表示对“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11月25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制定的《处理华北纲要》中，规定了日本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形势十分危急。12月18日国民政府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的步步妥协，华北人民无比义愤，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数千人齐集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北平负责人何应钦请愿。学生提出抗日要求，被无理拒绝。他们愤怒已极，立即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反动军警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许多城市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作为一个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的知识分子，张我军对当时中国的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早在1930年6月，张我军就在《新野》月刊的卷头语中对于时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30年的中国人乎！！！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还剩着什么自由？饿死者以百万计，失业者以千万计，苛捐而杂税，不穷的也穷了，穷的都坐而待毙。我们的生机，尚余多少？全国的版图，大半划入战区，一方面，土匪，票匪，帝国主义匪在横行。我们的生命，还有保障没有？‘革命’，被军阀、土匪、反动分子、投机家独占了，虚伪横行天下。我们到哪里去找真正的革命和信义？这样的空前的恐怖时代，是我们正在遭遇的，可悲，可怕，可愤的现实。”张我军：《〈新野〉月刊卷头语及编后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3页。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张我军更是十分痛恨。作为一个从饱受日本殖民主义之苦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的人，他为自己能够摆脱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而感到庆幸。在日本即将侵入华北的时候，对于局势有着清醒认识的张我军既感到悲愤又感到无奈，他万分不愿在日本人的魔爪下生活，不愿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生任何往来和关系。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我军为了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生活，就把住宅交给岳母看管，带着妻子以及当时仅六岁的长子张光正和仅五个月的次子张光直匆匆离开北平，南下到沪宁一带避难，一个多月以后，知道日本军队并未进入山海关，才返回北平。据张光正回忆，这次出行用尽了他家几年的积蓄，到家后罗心乡身上只剩了五元大洋，张我军只好重新从事教课、翻译日文、编辑教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重振家业。对他来说，离开北京是不太现实的，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按照《何梅协定》的规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的市长被撤换，原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秦德纯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张我军的学生雷季尚被任命为北平社会局的局长。随着华北局势逐渐恶化，张我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面对日本人日甚一日的嚣张气焰，作为一个背负着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张我军在尽量避免着与时事发生关系。但是在这个时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他的学生雷季尚出任北京社会局局长之后，他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当时，与蛮横无理的日本人交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精通日本文化与日语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包括市长秦德纯在内的人都为此事苦恼，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而张我军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精通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当秦德纯得知雷季尚曾经是张我军的学生时，就委托雷季尚去请张我军出来工作，名义上让张我军担任北平市社会局的秘书，实际上让他帮助秦德纯办理对日交涉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张我军在当时所做的具体工作了，但是，据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平的好友洪炎秋等人回忆，面对气焰嚣张、蛮不讲理、十分难缠的日本军人，张我军“每能运用他明晰的理智和流畅的日语，解决困难，达成任务”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1页。。　
　　而且，我们也能够根据当时日军在北平活动的史实来体会一下张我军当时工作的艰难与环境的险恶。1936年6月，日本广田宏毅内阁决定扩大在中国关内驻军的编制，由原来的一千七百七十一人猛增至五千七百七十四人，兵力增加将近三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这些扩充的日军各部队于6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形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北平地区也更加动荡，位于北平西南的丰台，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地区，于1936年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6月26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的受惊马匹，并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香亭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这年冬天，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五千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为其侵占平津创造条件。这些事情都需要国民政府方面与日本进行大量交涉，协调解决，并且中国军民与日军的小的摩擦接连不断，日军总在蓄意挑起事端，这也需要派出精通日语的人进行解决，作为秦德纯的助手的张我军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艰巨而棘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1937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日军从1937年3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间，就连续派出六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而在华的日本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的次数也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以前的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三五日一次。自进入1937年5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1931年在南满柳条湖地段发生的事件马上就要在北平重演。　
　　在这种险恶情况下，第二十九军于1937年6月仓促撤出平津地区，北平市政府的官员也随军撤出。但是，为当时的中日交涉做出了许多工作的张我军在事前却未曾得到丝毫的暗示，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这“忠而见疑”的下场真是令人痛心，张我军对于秦、雷二人也是甚表不满，但已无可奈何。人们的预料和传言果真不假，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随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日军全面侵华的战争由此开始，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由于当时的社会极端动荡，张我军的妻子又即将临产，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因此虽然张我军万分不愿意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生活，但时势所迫也只能留在沦陷的北平了。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一节　只认周老师不认周督办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30日北平、天津沦陷。11月河北全境沦陷，整个华北地区都逐渐被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张我军一家无力逃出北平，只得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沦陷生活。　
　　当时，包括张我军一家在内，整个华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是极端困苦的，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因为日本殖民者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由于华北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侵略者准备把这一地区当作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物质资源基地和向华中、华南地区继续侵略的战略后方。于是，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地区实行了“以华制华”的统治政策，为此他们到处搜罗中华民族的败类以成立傀儡政权，对沦陷区的人民实行统治。日本侵略者对北平的统治尤其严密、凶残。在北平沦陷的当天，日本驻华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就诱使前清遗老江朝宗筹建汉奸组织维持会，第二天江朝宗就在今井的操纵下成立了由江朝宗本人担任首届会长的“北平地方维持会”，名义上是北平的地方政府，实际则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北平的工具。　
　　1937年12月14日在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的扶植下，北平建立了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