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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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与日语》月刊上，张我军还对当时北平市各学校的日语教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当时教育部规定各高等专门以上学校，除了要开设第一外国语课以外，还要开设第二外国语课。各学校遵命照办，选修日语课的人尤为众多，但是收效甚微，白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张我军针对这种现象，追本溯源，指出这是因为学校当局没有一定的课程标准，师资选择不审慎，对学生的考勤不严格。建议学校应该负起责任，制定课程标准，严格选择任课教师，严格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日文与日语》的办刊目的是促进读者的日文与日语的学习，在这方面张我军发表了大量关于日文日语知识方面的文章，如《日本罗马字的问题》《日本的文章记录法与标点符号》等；开设了许多关于日语讲座的栏目，给当时的日语学习者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张我军还别出心裁地在刊物上开设了问答栏，专门回答读者的疑难问题，与全国的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日文与日语》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刷量一再增加，刊物容量也由最初的三十二页逐渐增加至九十页。1935年12月因为印刷经费等问题，这本支撑了整整两年的刊物停刊。
在终刊号上，张我军特意写了《别矣读者》和《民国二十五年以后的工作》两篇文章，向读者告别，并交待自己以后所要进行的工作。
在《别矣读者》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76—479页。一文中，张我军首先总结了这两年编辑这份刊物的情况，对成绩和不足都进行了中肯而谦虚的总结。接着他详细地向读者说明了这份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停刊的主要原因：“停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经济问题。一种定期刊物，欲以刊物本身销售的收入支持，是困难至于殆等于不可能，所以大概的刊物，或是靠任何方面的津贴，或是借广告费的收入支持着。然而我们的刊物，既从未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又无广告费的收入，两年来便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读者的支持直到现在。两年来，我是一面教书吃粉笔灰维持着生活，一方面运用余力为本志效劳的。事实上，仅仅教书或编写本志的任何一方面，已经够受的了，何况要兼筹并顾呢？然而到了现在，我也精疲力竭了；倘若有意再支持本志，只好不教书，不教书则生活立刻发生问题；倘若想要生活，那就只好教书，教书则无法再支持本志了。生活发生问题则没有命，没有命还能支持本志吗？所以我决计忍心弃掉第二生命的本志而维护第一生命的自己。”这样的解释尤嫌不够，张我军接着说：“读者也许要发生疑问吧，即：日文与日语每期销售三千份，为什么还不能维持编者的生活？但这是不明了出版界的情形的话。我可以简单地说一句，就是印售本志的人人书店，每期不过能收回印刷成本而已，因为杂志寄出去，钱却不易收回。归根结蒂起来，一切的一切都系于经济问题。”张我军还十分幽默地说：“所以我自己也凭空设想了维持本志的三个办法：（一）我自己经济充足，可以不靠月月的进款支持日日的生活。（二）本志的收入，除印刷成本以外，足以维持我个人的生活。（三）书店方面能月月认赔，支出稿费使编者向各方面买收稿件。”当然，这些都是办不到的，于是张我军只能十分痛心地将刊物停办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我军即使在刊物停办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对中日关系和时局的关注，依然对读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中日两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风云一天比一天紧急，我国的前途，完全系乎此际。我们的理想，是两国真能平等提携下去，这才是我国之幸，日本之幸，而又是东亚之幸。可是照目前的趋势说，在最恶的场合，谁能担保两国不会有正式兵戈相见的一日，这是多么不幸的呵！在从事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人的立场上说，无论如何非设法消除两国的兵祸不可。唯国际的问题，实在无法透视前途，中日两国将来究竟怎样，我们也不敢预断；不过无论是要真正提携或要兵戈相见，我国都有一个极重大的缺点，就是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太缺乏。自今而后，国人首须努力研究日本，认识日本，一切才有办法，否则一味趋于感情作用，对日的问题，终成盲人骑瞎马之势，战则失败自无可讳言，和亦绝无成功之理。”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沉重，但是却命中要害，让人警醒。
此外，张我军还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在《民国二十五年以后的工作》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73—475页。一文中向读者详细地汇报了他在停刊《日文与日语》之后的工作计划。他还要继续为推进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提高国人学习日语的水平而努力。他首先要编一部《新编日语基础读本》（上下卷），以改正以前编的《日语基础读本》的不足，还要编一部《完全自修日语基础讲座》（前期三卷后期三卷），一部《日汉对译详注日本近代名著选集》（二十四卷）和《对译详解日本童话选集》（上下卷）。可以说张我军的工作计划是巨大而又有价值的，虽然在后来，由于时局的发展，他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小部分，但这种精神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日文与日语》月刊共出版了3卷二十四期，其中，1卷十二期，2、3卷各出了六期，它虽然停刊了，但是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台湾新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对这份刊物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不但是民国以来国人创办的第一份研究日文期刊，相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本。笔者认为，抗战之前，张我军在国人学习日文、日语的贡献上，是无人曾出其右的”。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4页。这不失为持平之论！而张我军本人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由一个只接受了六年日本殖民者的公学教育和几年汉文书房的私塾教育的青年，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后来成为当时在华北仅次于周作人的“日本通”和名重一时的日文翻译家和教授。不愧为台湾人中的佼佼者！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二节 乡情与友情
尽管张我军教学、编译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从未冷淡过家人、乡亲和朋友。他与家人相亲相爱，幸福和睦；与朋友和乡亲往来密切，交往频繁。朋友们一致称赞张我军热情、诚挚，办事认真负责，值得信赖和依靠。多年以后，他的一些朋友还能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和张我军在一起时的情景。
这一时期由于张我军辛勤地进行翻译、教学和编著教材的工作，经济条件已经大有好转，不但一改求学期间的窘迫，而且过得较为宽裕。为了使家人居住得更舒适，解决母亲来京后居住拥挤的问题。张我军一家先是于1933年搬到了西单察院胡同5号（现为7号）居住。两年后，又搬到西单手帕胡同丙25号（现为75号）居住，他们在这里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据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介绍，这是一座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进门洞向左转南面是一排门房、客厅和车库。前院北房是张我军夫妇和张光正的弟弟们的卧室和起居室；东厢房是张我军的书房，西厢房是洗澡间和佣工住房。院中除正房走廊门前有两棵小柏树外，夏天摆上许多盆栽的芍药、牡丹、菊花、夹竹桃等花卉和两大盆灰瓦金鱼缸，院里还要搭上苇席凉棚。后院北房是张我军母亲的卧室和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的住房以及饭堂，东西厢房是厨房和储物间，夏天后院里栽满了丝瓜。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为往来北京的台湾乡亲提供了落脚点。张我军与在京的台湾乡亲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在返回北京初期号召重组了北京台湾青年会，而且和许多台湾乡亲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他曾经与同乡连震东、苏芗雨、洪炎秋一起自称为“台湾四剑客”。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回忆，当时连震东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到北京游历，住在洪炎秋的家里，他们四个人每周必定要聚在一起，去洗澡、吃小馆、畅谈，十分快活。后来，游弥坚先生也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他们五个人总是在一起玩，张我军当时手头宽裕，在该付钱的时候总是抢着付，非常慷慨。不仅如此，张我军的家人与苏芗雨、洪炎秋的家人也往来十分密切。当时苏芗雨和洪炎秋都先后成家，洪炎秋的母亲也来到了北京，这三家人经常轮流做东，不断在一起聚会，十分亲热。1934年，苏芗雨把妻子送回娘家，自己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间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张我军不论自己境况如何，总是每月按时资助苏芗雨一部分学资，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于这样深厚的朋友情义，苏芗雨先生“终生不忘”！1941年才与张我军相识的苏子蘅先生也对张我军对乡亲朋友的热情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苏子蘅一家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张我军及其家人对他们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与照料。在张我军的介绍下，苏子蘅先后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找到工作，得以在北京定居。当时，住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们每逢节日习惯于互相宴请，每逢这时张我军的家里总是宾客盈门，足见他交游之广。而且，凡是来到北京的乡亲，张我军不论认识与否都热情地予以招待，受到了同乡们的一致称赞。搬到手帕胡同之后，张我军的家里长期住着几个台湾的单身汉，其中一个叫徐牧生的青年在张家借住了长达几年之久，他给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张光正回忆，那时徐牧生经常和张光正及弟弟张光直在一起谈天说地，从人类起源，宇宙空间奥秘，火星上有无生物，直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谈话扩大了张光正和张光直的知识面，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徐牧生讥笑他们是“少爷”，五谷不分，有一双不会劳动的“白手”，撞击他们自命不凡的自尊心；徐牧生还教他们掷垒球、游泳、划船、滑冰。后来北平沦陷，徐牧生在大学里担任讲师，竟然公开在讲义里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这一切都给了少年张光正以极大的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与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一家的交往。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她的父亲林焕文先生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原籍广东省蕉岭，从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移居台湾已经有七代了，被称为“西河堂林家”。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时他年仅七岁，亲眼目睹了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心中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青年时期的林焕文在老家台湾苗栗县头份乡教书。1917年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珍到日本去谋生。夫妇二人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设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年。林海音就是在他们到达大阪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十八出生的。可是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经商，在这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也差不多要赔光了。于是，他准备到祖国大陆去，由于他当时对大陆情况不是十分明了，便将妻子和女儿先送回台湾，只身前往北京去探明情况。到北京之后，他确信这里是一个适宜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年仅五岁的林海音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之后，临时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不久，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收入丰厚、工作稳定的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他们一家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居住。此后，林焕文的两个弟弟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居住和生活。他们一家与当时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其中与张我军一家的关系更是十分亲近。张我军和林焕文不仅是意气相投的朋友，还有点亲戚关系。林焕文的妻子爱珍是张我军的故乡台北板桥人，她是一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十五岁就与林焕文先生结婚，生有五女一子。据说幼时曾经许配给张家，男方病故，才嫁给林家。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张我军的孩子们都称她为姑妈，林海音和自己的弟妹们则称张我军为表舅。两家人往来很是频繁，甚至林海音留在台湾的二妹林秀英也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