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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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宜然，诗人更宜然也”。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页。除此之外，旧文学营垒中的林幼春、黄纯青等也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类似的观点。可以说，在建设台湾新文学和提倡台湾白话文方面，张我军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使旧诗人中出现内哄分化直至解体这一事实，张我军也应居首功。　
　　第三，明确为台湾文学定位，给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中，张我军提出“台湾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种“本流”和“支流”的提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同属中国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说法并不相悖，而且，张我军的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确认民族身份认同与回归的历史意义。因为当时日治下的台湾，日本统治者妄图通过各种殖民政策，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的心理皈依，以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然而，愚蠢的殖民者却忘记了有一种叫做“民族魂”的东西，冥冥之中在牵绕着海峡两岸的人民；更有如张我军这样的精神闯将，敢于公开挑战殖民者的文化政策，喊出认祖归宗的心声。这种心理认同压抑已久，因此，一经喊出，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势如破竹般地摧毁了日本殖民者的卑劣阴谋。张我军明确定位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归属，从认同祖国的寻根意识上确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本质属性，并为地处海岛边陲的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使台湾文学的发展跟上大陆的步伐，张我军连连撰文，亲自引介大陆新文学理论主张和优秀作品。可以说，是张我军这条纽带，维系着日治时期两岸新文学的交流；是张我军，在台湾与大陆的新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第四，编辑或创办报刊杂志，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张我军一生最主要的文学活动集中在1924年至1926年间，即为《台湾民报》投稿和任编辑期间，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高潮期。在这段时间里，《台湾民报》逐渐变为新文学的阵地。新文学倡导者们正是利用这块平台，扩大和普及了新文学的影响，促进了新文学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并取得新旧文学论战的最终胜利。张我军的主要论争文章发表于该刊，其引介大陆文学主张和作品的文章也发表于此。另外，张我军还积极参与创办《少年台湾》杂志，使新文学阵地得以巩固和开拓。这一切努力，都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当之无愧的“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这是符合史实的。　
　　概而言之，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大陆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和启发下奋起直追的。在引介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到台湾，掀起台湾的文学革命，创建台湾新文学并使之取代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扮演了先驱者的重要历史角色，其开创之功将永载史册。他圆满完成了台湾旧文学的“清道夫”和新文学的“导路小卒”的双重使命。1926年6月21日，他向《台湾民报》社提请辞呈，并偕夫人罗心乡（原名罗文淑）重返北京，开始重圆他的大学梦。　
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第一节　租房苦读　　
　　张我军在台湾工作、生活期间，虽然能够和母亲、妻子在一起团聚，生活得温馨而舒适。但是他一直未曾忘记祖国大陆，到北京读书的想法也时时萦绕心头。他的妻子罗心乡也思念故园；不愿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生活。而且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身怀六甲的罗心乡更想回到母亲身边生产。这样张我军夫妇二人在积蓄了一些费用之后，就暂时告别了张我军的母亲，于1926年6月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他们租住了宣外永光寺中街9号（现为永光寺东街34号）吴承仕先生的房子。这里离罗心乡母亲一家居住的永光寺街湖北会馆很近，往来方便，一家人生活得清苦而安宁。张我军夫妇二人住在这座四合院的外院。吴先生一家住在里院，两家相处和睦，吴先生对他们也十分照顾。吴先生是名重一时的人物，生于1884年，字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是清末举人，曾经应试举贡会考，殿试录取一等第一名，分发为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后任司法部佥事，受业于章太炎，专治经学、小学，对于历代的典章名物以及文字音韵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学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担任国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多年。《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页。吴先生晚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深为祖国危难存亡而焦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不幸于1939年染病逝世。张我军夫妇租住他的房子时，他正担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在今后的岁月里他对张我军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张我军生活十分清苦。为了赶上功课，考上大学，他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1926年8月28日，张我军和罗心乡爱情的结晶张光正出生，一家人十分高兴，岳母过来帮他照顾妻子和儿子。他也赶忙写信把这件喜讯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母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抽出时间学习，认真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当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正可谓双喜临门。但是他深感自己基础薄弱，所以从未敢稍有懈怠，依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这引起了吴承仕先生的注意，吴先生对这种奋发上进的青年十分赏识。尤其是对张我军这样不远万里从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挣脱出来，到大陆求学的青年更是十分器重和关爱。他早已对张我军起了惜才之意，经常在学业上对他进行指点，使张我军受益匪浅。适逢1927年8月吴承仕先生又兼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时名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部，1928年11月改称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1929年8月起又改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吴先生就帮助张我军于1927年10月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读书，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办学条件相对来说要好许多，又可以免交学费；减轻一部分生活上的负担，而且离家较近上课方便。这样，张我军就有了更加适宜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学业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萤窗雪案构成了张我军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台湾人，作为一个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文学青年，他的大学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对民族命运、台湾命运的关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还是在中国大学上学的1926年底，张我军就和台湾同乡吴敦礼、陈清栋一起提议重组北京台湾青年会，得到了大多数在京台湾同乡们的热烈响应。1927年1月2日新的北京台湾青年会在北京法政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二十人，在成立大会上张我军被推举为主席。由此不难看出张我军在台湾同乡中是深得众望的。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以后，他的各种活动就更加频繁了。　
　　1927年3月张我军与在北京读书的台湾同乡好友宋文瑞、苏芗雨、洪炎秋、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了一份月刊，起名叫《少年台湾》，希望能够唤起国人对台湾的注意。当时，宋文瑞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苏芗雨是北京大学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洪炎秋是北京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吴敦礼是北平大学政治系一年级的学生。该刊第一期于1927年3月15日出版，由宋文瑞任主编。整个刊物前后发行了大约有一年左右，终因种种困难而停刊。对于这件事，参与编辑这份刊物的当事人之一洪炎秋先生曾回忆说：“民国十三年（按：据《少年台湾》创刊号的出版日期，此处应为1927年，洪炎秋记忆有误）北大同学宋文瑞（后改名斐如）看到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发刊《台湾青年》，搞得有声有色，认为北平的台湾学生也该办一个刊物，来响应他们，于是发起创刊月刊《少年台湾》，由他主编，叫我和张我军为基本执笔人，大家出钱刊行出来，寄赠各方。出了八九期，因为经费缺乏，濒临停刊。正好彰化的施至善先生来北平游历，认为停刊可惜，捐赠大洋百元，因而得以继续出版数期。只因当时在北平的台湾学生过少，筹集印费十分困难，寄到台湾又常被没收，无法达到目的，只好任它夭折了。”张光正：《六十年前北京——台湾一座“桥——读〈少年台湾〉创刊号”》，《番薯藤系两岸情》，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但是这份刊物的意义是重大的，他代表了张我军等台湾青年对于祖国的命运、台湾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因为经费的紧张，这份刊物的发行量很小，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再见到这份珍贵的刊物了。目前可考的只有一本《少年台湾》的创刊号。这本刊物是32开本，正文每页分为上下两部分，用铅字直排。全刊共二十九页，刊载文章十篇。其中有半数是作为基本执笔人的张我军写的。包括《〈少年台湾〉发刊词》、《〈少年台湾〉的使命》、《台湾闲话》、《少年春秋》及《〈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余话》，足见张我军是编辑这份刊物的中坚人物。在《〈少年台湾〉发刊词》中，张我军指出社会的进步需要靠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思想的进步，而个人的思想进步又需要大家互相交流，台湾社会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的闭塞。基于此，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为我们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在《〈少年台湾〉的使命》一文中，张我军再次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的殖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台湾人民的呼声，台湾人民要想得到自由与幸福必须依靠自己，这就首先需要“叫醒同胞，使其思想上进行一大改革不可”。因为台湾人民所遭受的辛酸凄苦和颠沛流离，固然是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但是同样也因为人们思想保守，没有接受新思潮，任由孔教、道教、释教在那里作祟。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殖民者一直在利用这些手段对人民进行麻痹。因此，缺乏思想上的改造，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进而，张我军联系祖国大陆的状况，指出民国已经成立了十五年了，还有不少人在盼望真龙天子的出现，这同样也是由于思想的保守落后。所以他再次强调《少年台湾》作为思想知识交换机关的重要使命，体现了张我军深切的社会关怀、时代关怀和忧国忧民之思。《台湾闲话》一文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张我军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他结合台湾殖民当局强占农民的土地转送给殖民政府的退休官吏这件事，深刻分析了台湾殖民当局的险恶用心，从思想的高度指出这是弱小民族的悲哀，必须使整个民族强大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就眼前的一点问题采取一些措施是不会收到任何效果的。这种见解可谓深刻。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张我军针对当时台湾人民因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被殖民当局大批逮捕的事件，指出：“对着强权要求正义人道的维持，何异与虎谋皮？至要求合法的手续的，更是自投罗网啊！法律家们，难道不知道法律是他们治者造来‘治’我们的吗？试问哪一回事件发生，人道正义不被他们蹂躏殆尽，而同胞们不被他们秘制的法律推入铁牢吗？”张我军：《台湾闲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44页。张我军的这种认识是十分清醒的。这篇文章，既让台湾人民从思想上认清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指出真正的出路，又让祖国大陆的同胞了解了台湾的社会现实，真是一举两得，言简意深。《少年春秋》一文是张我军声援自己的朋友陈逢源陈逢源，别号南都，台南人，20年代为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后曾任台湾《新民报》记者。的一篇文章，是一篇简短的论战式的文字，向人们揭示出嘲骂陈逢源的许乃昌其人的真实面目，与他在新文学论战中的文章有同样的风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在《〈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余话》中，张我军不厌其烦地再次说明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是自由的传播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自己表现，要把那郁积在胸中的话发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