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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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淑的诗和自己的《春意》都发表在了《台湾民报》上，作为二人爱情的见证。
其次，《乱都之恋》诗集中的一些诗表达了感叹身世的思乡念亲之情，即对家乡的爱，对母亲的爱。如《秋风又起了》，1924年秋天，张我军染病，他孤身一人在远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北京，不由得思念起家乡和亲人。想起父亲的病逝，自己与母亲天各一方，互相牵挂。不由得产生一种孤苦无依的失落感和内疚而又迷茫的情绪。“秋风又起了。/故乡的慈母啊，/不知您老人家，/怎样地紧念着/海外的孤儿！……母亲呀！故乡的母亲！/其实儿不该送您回去，/而独自飞奔到天外。/如今呢，/身儿病，/心儿也病，/又一无所成，/唉！何处是我的前程？……”
另外，在一些诗里，诗人是把思乡念亲的情绪和表达爱情融于一起的，比如：《沉寂》一诗就写道：“一个T岛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烦闷》一诗写道：“我站在老树的背后，/沉思复叹息！/默默地，/偷听了它带来的消息：/它说我故乡的风景如旧，/只多着一个年老的母亲，/日日在思儿心切……/伊说我的爱人依旧/被一个牢圈把伊牢住，/故不能和我长谈蜜语……”把对恋人的爱和思乡念亲之爱交融一起互相映衬，更加突出了他的“沉寂”和“烦闷”。
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乱都之恋》这部诗集如果和同一时期大陆出版的一些新诗集相比，她并不显得非常突出或优秀，但是就台湾新诗及整个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来说，她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开创的作用。其意义有如胡适的《尝试集》在大陆新诗发展史上所起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陆开展文学革命和倡导新文学到1925年已经进行了八九年了，新文学已基本上取代了旧文学，然而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文坛上还是一潭死水。旧式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吟诗作对，酬唱赏玩之中。他们最初用传统文学来抵御异族同化的反抗性逐渐弱化，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一些人的击钵吟式的酬唱赏玩逐渐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第一个高举大陆新文学的火把照亮了台湾文学界，以大陆新文学理论为武器来批判“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倡导创建台湾的新文学。并且他是身体力行，既有理论的倡导，又有实际的创作。他的《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最早的实绩，为台湾新诗创作起了引路和奠基的作用，是台湾新诗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张我军早在厦门时期就深受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1924年初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之后，很快就融入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氛围之中。当时，大陆新文学已经取代旧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大陆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以及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冰心等人的诗歌，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无不使张我军耳目一新、心情振奋。作为一个爱好文学并有着创作天赋的青年，他很快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并开始摹仿、创作新文学作品了。想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的家乡台湾，封闭的文坛上还是死气沉沉，他决心肩负起改造台湾文学使之革新进步的历史使命。于是，他以大陆全新的文学理念为理论武器，以大陆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改革台湾文学的样板，以极大的热情和胆魄来呼吁台湾文学界进行文学革命，从而引发了台湾的文学革命运动，改变了台湾文学发展的轨迹。由于张我军主要的论争、理论文章都发表在《台湾民报》上，所以统称这段时期为“《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
第一节 风云际会：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时代背景
从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是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高峰时期，殖民政策固然瞄准经济因素，但是无论在物质或精神层面，殖民领域的扩大，都被认为是某一民族显示其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依照当时的国际认知，台湾既已成为附属于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及行政权力皆由日本支配，台湾在世界版图的定位就是“日属台湾岛”，这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性质是相同的。
日治时期，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大体分为武力反抗与非武力反抗两个阶段。在1895年至1915年以武力抗日为主的二十年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暴动不计其数，其中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的就有几十次之多。
1911年，梁启超造访台湾，广与台湾各界反日志士晤谈，发表了自己对台湾前途的政见。他认为武装抗日斗争牺牲惨重，而取得胜利的希望则极其微茫，因此建议林献堂等转入非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建议，为争取台湾自治，争取民权，还应广泛团结日本的进步人士，取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梁启超曾经是“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百日维新”失败后的1899年至1902年间，他接连提出政治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访台期间，他的这些思想广为传播，在知识界引起很大轰动。其影响之深，确为台湾的启蒙运动播下了进步的种子。
之后，随着对台湾殖民统治的逐步确立，日本侵略者又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与残暴苛刻的政治统治、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同步，赤裸裸的差别教育制度与强迫同化政策纷纷出台，这在世界殖民史上都属罕见。尤其是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改用日本姓名，改奉日本天兆大神等等，妄图以此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妄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面对抗日的新形势、新特点，为保存抗日力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转变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兴起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文化运动。
受世界进步思潮和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抑，开始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解放运动的中坚。发轫于1924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宣告了台湾旧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起始。另外，就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社会功用的层面来看，这场文学的改革运动还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旨在运用一种简明的文体，启发民智、振奋民气。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首先由语文的形式改革开始，尔后渐及文学的内容及理论建设，其间虽有日本殖民政府的刻意打压及旧文坛的垂死挣扎，但还是最终击败了旧文学，谱写出台湾文学新的篇章。
张我军恰逢其时，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急先锋”、倡导和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学创作始于旧诗，且热衷于中国传统旧诗词的学习和钻研，但却在1924年开始撰文抨击旧诗坛，讥之为“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之所以由一个旧的传统文学的爱好者而变成一个新文学的急先锋，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台湾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便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赴日留学。他们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切身体会到自由民主思潮对社会的冲击。“早在1775年，北美大陆上，针对宗主国英国政府的苛政，已经展开了独立革命运动，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即《独立宣言》，连续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斗争之后，赢得了光荣的独立。1787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专制社会，把《独立宣言》思想发展为《人权宣言》（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明确地宣示了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在震撼世界的这种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明治维新，其任务就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理想，来打破封建制度。”［日］西方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226页。台湾留日学生受到日本化了的西方新思潮的启发与刺激，怀着对祖国大陆和台湾故土的忠诚，群情激愤，却又苦于无路可循。台湾日治的第十六年（即1911年），中国大陆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大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新旧转变期中的意识反映，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三民主义的鼓吹和国民革命的胜利，粉碎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重庆生活书店1946年2月版，第2页。
台湾与祖国大陆同属炎黄子孙，自开拓以来即延续着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祖国大陆的情势发展和前途自然受到一衣带水的台湾同胞的热切关注。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治下的台湾同胞无不欢欣振奋，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民族复兴心志。加之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苛虐统治，遂使台湾人民的民族运动最终演化为普遍性的社会运动。因此，正当祖国大陆轰轰烈烈地开展民族主义国民运动之时，台湾的民族运动也愈演愈烈，终成燎原之势。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张我军在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从他为孙中山先生所写的悼词及稍后于《台湾民报》发表的《随感录·长使英雄泪满襟》等文章来看，中国国民革命确实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指引着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振臂疾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主要参战国疲于应对战争，暂时松懈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中国由此获得了发展经济的机会和空间，也导致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它预示着民族精神新的觉醒和由此而发的文化冲突。这时，1917年，“阿芙乐尔”舰上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工农大众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这次革命把世界各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到了新的高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原则”（The
Fourteen Points）；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主张促成了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十四点原则中有关民族自决之条款如下：第十点：奥匈帝国所属各民族，给予最自由的民族自决之机会。第十一点：巴尔干各国之独立与主权完整由国际予以保证。第十二点：鄂图曼帝国中之非土耳其民族则给予民族自决之机会。第十三点：重建波兰。见林柏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台北）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台原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民主浪潮波及全世界，东欧新兴国家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为争得高度自治乃至独立而纷纷展开民族自决运动；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及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也高张民族主义的大旗，独立斗争此起彼伏。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民族独立大暴动，形成大规模的抗日运动，最终赢得日方答应其初步自治的承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兴起民主主义运动，掀起大正民主思潮，其中又以吉野作造强调主权在民的“民本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受这些世界性民族自决主义潮流的鼓舞，尤其受到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以强硬态度要求民族独立而不惜流血革命换来初步自治事例的刺激，台湾知识阶层敏锐的民族意识受到极大的启发。于是，台湾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台湾向何处去”。大战末期，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曾多次集会，就该议题进行磋商。其中以林献堂主持的讨论最为著名。1918年夏，林献堂在日本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台湾留学生，二十余位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者群策群力，以“对于台湾应当如何努力”为题，各抒己见。虽然此次会议并没有为台湾的发展方向找到切实可行的明确道路，但由此而激发起的台湾人民的斗志和向心力，对以后的斗争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台湾的留日学生及爱国人士在东京先后组织了“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青年会”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体。开展了“六三法案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等爱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