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7-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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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天连这也不晓得，可见他当时并非是胡风的“牢友”。如果他真的是胡风的“组长”，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胡风自杀的事呢？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胡风在糨糊房用石头砸脑袋自杀，经医务所抢救后，才送到“小院”的。自杀的表面原因大概是有犯人说他偷吃糨糊。“小院”并非什么“严管队的单间牢房”，而是关押特殊犯人的地方。在刷纱坝儿高墙的后面，墙上开一小门相通，里面只关了几名“机密犯”，但生活条件较好，开小灶、还可蓄头发。后来又在里面修了几个小院落，关押神秘的“大人物”。这是医务中队犯人李医生悄悄跟我说的。一九七九年初胡风释放出狱，三个月后我才从医务所唐医生（李医生那时已调走了）口里得知这喜讯。
张广天说黄廉是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这是误记。“八·一五”派的司令是周家瑜，黄廉是“反到底”派的“工人造反军”司令，而指挥重庆“朝
天门海战”的则是“反到底”司令邓长春。
曾当过四川省革委委员、名闻遐迩的张闯也关在这里，他是牟其中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案犯，一九七七年送来监狱三中队，搞汽车小配件包装劳动。因他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曾安排他晚上给犯人上文化课。
其他就不必多谈了。有兴趣者，今后若有可能请看看我写的书吧。藉此为“文革博物馆”奉上一砖一瓦，乃敝人的夙愿。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 梅桑榆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谋取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沤心沥血，甚至蝇营狗苟者，如恒河沙数；而有做官之机不愿做官，或已做官者，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者，则寥苦晨星。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人物中，恐怕要数陶潜最为有名，因为他具有隐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仅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名传千古，而且以不朽的诗篇光耀千秋。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田园诗人对他为何毅然辞官归隐的原因所谈甚少，他只是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帐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才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心理独白”，不仅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涯缺乏具体的描述，对辞官的原因，说得也过于简约。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才以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又形象地刻划了做官的苦处，详尽地诉说了他为何辞官归隐的原因。此人便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在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下，创“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倡导文学解放运动，号称“公安三袁”。袁宏道是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之初，他颇有几分得意，以为从此可以悠游于太湖风光、苏州美景之间，自在地享受山水茶酒的闲情逸致。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于是他开始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拜迎上官，自己这个一县之长成了奴才；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要论人对汤，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像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此外，自己还要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地去向百姓宣传政策，晓之以理。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回事，但对洒脱狂放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袁宏道原以为去做县令，便是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享乐其间。上任之后，他才知那名山胜水只属于民间富豪、山林隐士以及远近的游客。而自己却整日被公务缠扰，脱身无术，根本无法去他所神往的地方寻找快乐。他在给兰泽、云泽两位堂叔的信中写道：“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袁宏道之所好，自然是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当他痛感自己做官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而在做自己所厌恶的事情时，便萌生逃避官场之念，决心要挂冠归隐了。
袁宏道对官场的丑恶看得太多，对做官之苦感受太深，积郁于胸臆间的苦闷与无奈，已非一两封信所能倾诉尽净，于是他在任期之内，多次给友人，给同道写信，描述他当县令的苦状。而每封信中都有穷形尽相的精彩之笔。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
整日拜迎长官，膝盖都要跪穿了，腰都要哈断了，点头点得颈项都要落了，这对那些以做官为至乐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讨好献媚，邀宠固位的良机。但袁宏道却感到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做官做得人格丧尽，饱受屈辱还不算，还有那些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连青山也可以起浪，碧海也可以扬尘，真叫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这时的袁宏道，归隐之心已是十分急切了。然而只因他要尽县令的责任，还有一些事未能了断，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来春。他在给沈博士的信中写道：“若夫桃花水发，鱼苗风生，请看渔郎归棹，别是一番行径矣。嗟乎，袁生岂复人间人耶？”当来春桃花盛开，春水潮涌之时，他这位宦海中的“渔郎”，将乘一叶扁舟，归隐故里，到那时，他袁宏道哪里还是人间人，那简直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啊！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一病数月，归隐之心更切，他在给友人管东溟的信中写道：“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他给冯其盛的信中以鸟喻人，哂然自嘲道：“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棒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在池看来，鸟类尚知顺性自适，不爱金笼，不食稻粮，而人却要被衣冠所桎梏，受禄食所豢养，真是可笑之极！也正由于卧病太久，他的辞呈得到了上官的批准。他在给王孟夙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他再三向友人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痛快心情，并对自己以前的谋官之举深为后悔：“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无端波波吒吒，觅什么举入进士也。”在给聂化南的信中更是显出欣喜若狂之态，他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此时的袁宏道，把自己比作逃出樊笼的鸟，挣脱网罟的鱼，从此可以回归自然，得享自由，把自己比作逃出牢狱，坐上仙车的人，从此可以逍遥于世俗纠缠之外。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官本位贯穿始终，知识分子除了以做官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而自有科举制之后，千百万读书人更是苦读于寒窗，挣扎于考场，以求取功名，换取富贵。袁宏道就是靠读书读出个进士来，而后得以任县令的。这对那些以做官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来说，可谓已踏上了仕途的第一个台阶，此后势必要小心谨慎，再接再厉，以求能更上层楼。一些庸官俗吏，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忙着夸官亮职于市廛，衣锦还乡于故里；拜迎长官于道旁，徇私舞弊于暗室。然而，这对鄙弃世俗观念，粪土功名利禄的袁宏道来说，却感到一百个不自在，因此能早日从名缰利锁中逃出来，恢复自由之身，享有独立人格，便成了他在任时最大的期盼。
袁宏道的归隐，不是消极的归隐，他于辞官之后，潜心著书立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品文，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仍在影响着一些作家，这在中国历代归隐田园的知识分子中，也堪称凤毛鳞角。
中国历代抒写官场烦恼的文章颇多，但像袁宏道这样大胆坦率，形象生动，尖刻辛辣地将做官的感受详尽写出的人，却是少而又少。从袁宏道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四百年前一个正直文人的被扭曲的心灵和高洁孤傲、不合流俗的人格。
废铜烂铁如是说
读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 张远山
我的学说遭遇着危险。他们改换了我的学说之头面。
给李慎之先生的信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 林贤治
李慎之先生：
拜读过近年来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龄，仍在社会思想领域里作艰难的探索和启蒙工作，实深感佩！
顷接今年第五期《书屋》杂志，即将先生给舒芜先生的信读完，文中谈五四，谈启蒙，谈鲁迅与胡适，结合个人经验道来，尤足启发来者。先生的论题均是大问题，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过，与先生颇出入，今不揣谫陋写出就教于先生；因先生是公开刊布的，故不另付邮，权当公开信发表。冒渎之处，乞希鉴谅。
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从“个性解放”说起。
我同意先生说的“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部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精神运动来看，前前后后确乎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但是，它无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么叫“个性解放”呢？蒋梦麟写过一篇《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称个性解放为个性主义，其实与个人主义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前者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后者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这是“以平民主义为标准之个人主义”，要旨是“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将以推翻而重组之”。对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识的。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民族的思想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对于个人主义，他的阐释是：“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看得出来，陈独秀并没有像先生那样，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恰恰相反，在意涵方面，它与后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是有名的。在文章中，他把这位挪威戏剧哲学家称作“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同样反对“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倡言“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及个人自由的”。五四活跃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说了。而鲁迅，早于一九○七年，便撰《文化偏至论》，标举先觉善斗之士，力疾鼓吹个人主义。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说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至于《摩罗诗力说》，则把诗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一种象征性形式，仍属意在个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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