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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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人家前生积德，有什么奇怪？”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阿桂才产生了这种认命思想，并且将它灌输给孩子们。宿命论就是说一个人完全无法控制其出生的时间、地点，或环境，而这些因素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先决条件，因此人一生的境遇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好坏，人所能改变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了。然而，就是这样贫困的生活，也还面临着继续下降的威胁，因为如果阿发夫妻不能施行节育的话，在他们夫妻享受“性爱”的同时，可能将会让家里再增添吃饭的嘴。对于这一点，阿发夫妻都有体认，因而阿桂极力想说服丈夫同意她装“乐普”节育，因为这可以给全家都带来好处，毕竟全家睡的大床再没有可以多睡一个人的空位了。然而，这件事却受到了阿发的阻挠：
阿发和前一次听到这问题一样，转过脸来瞪阿桂。单单装“乐普”从头到尾的过程，他就不能忍受。卫生所那位装“乐普”的医生就是阿生的大儿子，我怎不知道。无论怎样，阿桂是我阿发的妻子啊！这次他想：他妈的，装就装嘛！不告诉我就得了嘛！我也不会知道。噢！不。不告诉我不就等于偷汉子？……？就这么一点时间不够他对一件这么严肃的问题下结论的，改变观念那更是不容易。所以他还是瞪阿桂，一边还在脑子里忙着思索结论。使他这般的矛盾，和他的自尊亦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发之所以会阻挠妻子装“乐普”节育，并非因为他不知道节育的好处，他的阻挠乃是出于一种尴尬的心理作祟，这是基于一种既想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又不了解问题的困惑而造成的难为情。在阿发的观念中，让妻子装“乐普”就代表他被别人羞辱与贬低，是对他身为丈夫权利的嘲讽。由于阿发的再次阻挠，妻子装“乐普”的计划再次流产。然而，由于贫穷与卫生状况极差，导致他们全家都生了癣，令人痒得受不了。对此，阿发只能无可奈何认命地说：“癣本来就是咱们贫穷人家的亲族。”并感慨地说：“奇怪！就没见过有钱人长过癣，为什么癣药要那么贵？”此处，癣被视为穷人受折磨和苦恼的象征。小说在对阿发一家的贫困表示同情的同时，更加严厉地讽刺了阿发阻挠节育行为的不理智和愚昧。关于发现癣的这一段插曲，以及阿发和妻子由癣谈到性与生孩子的对话，小说用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表现。对于穷人来说，生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值得花钱，也没钱治疗的病。应对的方法就如阿发所说的那样：“癣这种东西只要你不去提它，不去想它，不去碰它就没事。”而妻子阿桂更进一步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发挥：“生出来了就让他生出来，不想不提不碰就没事了。”从而使贫穷与生育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故事的主题寓意也就这样贯穿于全篇。如此看来，小说是用“癣”来象征夫妻之间的“性爱”，只要不想、不摸、不碰就没事，可是一想、一摸、一碰就会有事——怀孕；如果要又碰，又没事的话，那只有装“乐普”来避孕，但身为丈夫的阿发又因其男性尊严而拒绝了。小说用戏谑的口吻既同情又嘲弄地道出了社会底层民众因无知而造成的窘况。小说结尾部分非常具有嘲讽意味，叙述当这对贫穷夫妻在面临生存与生理的双重需求时，依旧继续游移在究竟要去装“乐普”节育或是像对待“癣”一样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之间；然而，就在此时，与贫穷伴生而来的癣却突然开始发作起来了，无论他们是否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阿发夫妇和孩子们都无法控制那种瘙痒，一时之间，全家都在不断地猛搔身上的痒，这逼使阿发不得不面临立即抉择的问题——是要男性的尊严，还是要“性爱”？在现实压力与个人尊严的双重逼迫下，阿发对生癣提出的“不想不提不碰”的“三不”策略，正是一种鸵鸟心态的呈现，这种逃避现实的行径反映了阿发处于极端情境中的不得已选择。这正如乐蘅军所说的那样：“都是意识上突然抛弃一切现实的桎梏，转身跃进幻觉的世界而完成的”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12页。。在这幻觉的世界中，小说以笑声瓦解了阿发全家生癣的痛苦。小说结尾描绘的那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其实带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意味：对于穷人来说，贫穷就像癣一样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绝非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就可以解决。黄春明曾经分析说：“从任何社会的秩序的表面来看，好像穷人扮演了最讨厌的角色，私娼、贩卖人口、偷窃抢劫、肮脏、无知等等，干尽了所有的坏事。所以很多人直觉的就讨厌穷人。有了这种直觉的对穷人的厌恶反应，对穷人的问题也就不加思考了，并且肯定的认为，穷人是自甘堕落的。”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6页。黄春明认为贫穷并不是穷人的宿命，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严厉指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贫穷不见得是可耻的事，可耻的应该是，不准许谈贫穷，贫穷得不到照顾。”同①，第57页。由此可知，《癣》并不是一个谈性的故事，其实它讲的是穷人和他们无法改变的命运。
既与《鱼》中乡土人物对于自尊绝对坚持的主题有所不同，又与《癣》中来自乡土的主人公处于穷困与生育两难选择的主题不一样，《两个油漆匠》写的则是两个乡村青年被冷酷的现代都市无情吞噬的故事，反映的是离开了乡土的农民面对环境的命运挣扎与精神困惑。人们知道，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但随着国外资本的不断涌入、渗透，乡镇小农经济受到了致命摧残，与其命运相连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无情打击。农村的贫困和破产造成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面对崭新的环境和陌生的经济关系，不得不继续着他们从乡下就开始的悲剧。
《两个油漆匠》中的主人公猴子和阿力，这两个乡下青年满怀着城市的繁华梦，远自东部来到高楼大厦林立的大都市，随着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他们被卷入一个时髦的行业——广告业，置身于雇佣劳动的金钱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而又残酷，人的尊严面临着新的危机。他们每月只拿很少的工资，却整天都得和墙壁、烟囱、油漆为伍，进行着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刷什么的极为繁重而单调乏味的劳动。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处在火山环带多震地区的祈山市”，由于建筑法令的修改，一栋二十四层的银星大饭店就在圣森大道与爱北河平交的西南角盖了起来，大楼有一面向东的灰色巨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吉事可乐进入台湾之后，为了向市民强势行销，“吉事可乐准备利用整个巨墙，画目前最红的女明星VV的半裸像，来做为他们的广告”。这一面巨墙，还是灰色时就很吓人，开车的人“乍一瞥，好像整幅墙就倒塌过来了”；当这面巨墙由灰转白以后，对岸的三百多户人家联名提出抗议，原因是太阳反射的强光，不仅使一老先生昏眩倒地猝死；而且在广告的着色过程中，还出现了工人坠地的惨剧。若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幅巨大的吉事可乐户外广告，无论设置的地点、尺寸的大小，乃至于色彩绘图等，都是精彩的企划，其制作更是一个超级大工程，这对于承揽这一件工程的“巨人美术工程社”来说，不管财力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样的，对于阿力和猴子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件庞大的工程，因为他们过去只在五六层楼的墙壁上画广告，和爬上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大烟囱上，写几个工厂的名字等，而今老板却要他们在一幢高达二十四层的大楼的墙壁上画一幅世界上最大的广告画；然而老板并未因此而厚待他们，一年半以前的工资一千二百元，如今还是一千二百元，而且阿力还要每个月寄五百元钱给他在乡下的母亲。至于这个广告工作的基本进程是：先打底，次打图样轮廓，再着色，最后再装照明灯。单单打底的工作就花了两个星期，因为吉事可乐墙壁广告的主体是巨幅女星的半裸像，带有强烈的性暗示色彩，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广告上所谓的基本诉求。当经济的开发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时，“广告”的发展也就日新月异，形形色色的广告堂而皇之进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任何场所；特别是在大都市中，直接在建筑物表面绘制彩图的“墙壁广告”更是比比皆是，其广告具有惊人的促进消费的效果。由于老板认为有好几层楼高大的“乳房”是整幅广告画的精神，最不容易画，阿力工作细心，所以交给他负责，猴子则是阿力挑的助手。可是这工作十分没劲，“逼得叫人发神经病，谁知道会变成怎么样”，“说不定真的发神经。说不定烦腻了，一时想不开跳下去”。悲剧发生的时间就是在着色的第四天，除了劳累、无趣外，两个油漆匠只能在聊天中，抒发着他们离乡的烦恼和苦闷，以及对工作性质的反省和对不公平待遇的怨怼。进入商业大都市的阿力与猴子的精神状态与生活境遇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但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农民，具有农民纯朴的本性。漂泊在外的阿力和猴子建立了相濡以沫的友情，猴子在拮据的收入中每月还挤出二百元钱借给阿力寄回家，在阿力误会他时，也仅仅是冷静地说一句：“阿力，要我们不是老朋友，你的话叫人多么不好受。”在他们的言谈间，阿力很在意这一份亏欠，而猴子倒很体谅这一份借贷，给予阿力真诚的安慰；在半空中时，两人甚至分享仅存的一根香烟抽。可见，作为城市“异类”的农村劳动者到了城市，不仅会陷入经济的匮乏，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阿力和猴子在高层楼墙壁上吃力乏味地涂刷广告，整天面对油漆的反光，忍受烈日的熬煎，既喝不上水，又吃不下饭。他们被迫悬吊于巨型建筑物的外侧，孤绝地在世人的仰望中谈论自己的绝望，此时生活的荒谬、内心的痛苦均得以强化，于是“一种极形而下的物质写实的场景和另一种极形而上的精神喻境的对立，一种鄙俗露骨的绘声绘影和另一种纯净而空灵的韵调的杂糅，一种极实在的情节事件和另一种不相干的铺叙的错织，当然还有一种便是粗陋而生动的乡土生活谈语，和另一种修饰而抽象的诗化语言的同用”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09页。，这一切全都同时出现在这篇作品中。而被逼迫至死的这对油漆工的心境则是：
“看嘛！这一班从我们东部来的火车，一定载了不少像我们这样的人来祈山。一下火车，提着包包。张着大嘴，茫茫然的东张西望。差不多都像这样。”猴子也觉得好笑。
“下火车搭贼船。”
“什么贼船？”
“只能上，不能下啊！随便的一开到哪里。”
显然，他们除了要忍受一份“异乡人”的凄凉外，还要遭受城市的误解。他们只能利用家乡话来省视这一切——“下火车搭贼船”、“只能上，不能下啊！”愈是贫穷的人在这个重物质、轻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的挑战也就愈强烈。阿力和猴子虽然成为了大都市的边缘人，却宁肯在城里忍受种种痛苦，也不愿回到乡间以耕种为生，无非是家乡更穷罢了。他们到了城市，暂时避免了物质的贫穷，却受困于精神的贫穷，最后猴子可怜地死于城市道貌岸然的“文明”中。事实表明，如果贫穷这个根本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人的尊严也就难免会受到侵犯。台湾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社会的物化和城乡的失调，给社会的边缘族群，带来了莫大的挑战。换言之，阿力和猴子遭遇的外在压力并非穷困和野蛮，而是现代社会的“文明”，这是小说对于工商社会生活所作的深刻揭示。因此小说重心放在了巨墙广告制作过程中两个油漆匠的心路历程上，涉及到城乡文化冲突，劳资双方的关系，以及众人面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应变过程等。对于离开了乡村，离开了赖以生存土地的打工仔猴子和阿力来说，他们一直是处于矛盾困境之中的：向往城市，但城市并未给他们幸福，只给了他们脏、累和危险；舍不掉故乡的亲情和民谣，却不愿再回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