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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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为什么痛苦？因为我活着。活着的人都痛苦吗？也许，只是有些人不发现而已，难道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他们都具备着怕死的本能，那就是为了卫护这个痛苦？它的代价是什么？哼！好像问题已经走入正轨了。让我再想想看。阳育仍然在地上用刀子划开报纸。”
这些思考和探问，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最常出现的片断，表现了对生命的一种轻忽，以及渴望解脱的痛苦心情。这些带有明显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话语，有些似乎是被强行插入小说中的，在构思中显然是为了加强或加深小说主题，带有明显的“营造”色彩，显得比较突兀。小说写出了人在面对最深层的“本我”时产生的那种恐惧与痛苦，以及在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的笼罩下如何直面自我，以及如何摆脱自我困境的彷徨心境。似乎只有找出生命的意义，才能对抗现实的荒谬存在，然而愈是往深处发掘，就愈是发现生命存在的痛苦，生既无欢，死亦何憾？一切存在终归都是虚无。小说在这里提出了人生的终极追问，但却没有提供生命意义何在的答案，不过却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思考空间。阳育在少年时捡到的小刀，到他成年时竟成了他发泄内心愤懑乃至结束生命的工具，可是即使是选择了死亡，他仍然没有找到生命的本质，更没有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他真正的悲哀。小说通过主人公阳育把我们带进了这场关于生存意义求索的过程中，直面灵魂，叩问心灵，使小说带有一种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至于阳育的死亡，则隐含了一种怪诞的偶然，充满着生活逼迫的阴影。一天到晚虚无地拿刀子到处乱划的阳育，为了亲自尝试一下“什么才叫死不痛苦？”的感觉而不惜自残，却在无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脉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亡时的感觉是这样的：
“比方说就拿这把刀子。”阳育把刀口拿挨近右手的脉搏说，“我要是慢慢一下一下的割它，那一定很痛。”他一边连说一边就那么比着，“要是我猛力一下子切下去……”说着的时候，阳育真的切下去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啊！我真的切下去了。真的切下去了！”他恐惧的放下刀子握住伤口。但是，暖暖湿湿的血已经开始大量的涌出来了。他惊慌的拼命往山下冲下去。太阳在他的眼前旋转，树也旋转，什么都在旋转。到后来，只剩下一团昏暗在他的脑子里旋转了。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阳育的死虽然说是一件偶然的意外事件，但却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因为他原本就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而以“游戏人生”的方式结束生命也就毫不意外了。原本并不留恋“生”，所以就无声无息地死了、腐烂了，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阳育的一生就这样毫无价值地结束了。小说结尾一段显然别具深刻意蕴：
三天过后，当第一个砍柴的人，在相思树和一个大石头旁边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的时候，他那深陷的眼睛，已经有几条在忙着还原肉体的蛆虫爬着。他的手，他的左手，却紧紧的，紧紧的握住一把生锈的小刀。
由此可见，作者企图说明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即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恰恰在这具已经腐烂生蛆的尸体中得到了形象展示。阳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虚空中，空余一把生锈的小刀于世；其实就连这把小刀也将随着时间的氧化，最后也将像他的主人阳育一样彻底锈蚀殆尽，化为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这样的结尾，说明了这是一篇用象征主义手法描写小知识分子顾影自怜的典型现代派作品，宣扬的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人生来就是痛苦的，惟有死才能摆脱痛苦。”阳育对家庭和社会的限制、压抑，深怀不满，为不能拥有健全、自由的自我而深感痛苦，却又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去反抗社会与家庭，只好把不满凝聚于小刀上，用看到什么就削什么的方式来加以发泄，乃至于以下意识的姿势，在稀里糊涂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摆脱了生命的痛苦。
这篇小说虽然是黄春明的早期作品，但因结构上采用了象征主人公反抗性格的小刀作为贯穿情节的线索，使全篇显得紧凑而不散漫。至于小说的寓意，则形象阐释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多少带有一些黄春明早期思想的印记——愤世嫉俗，希冀能依照自己的意愿生存，“否则就宁愿被破坏，被捣毁；甚至当自己没有法子顺遂地活下去时，也不得不予以毁灭”。特别是主人公阳育最后以自杀来摆脱活着的痛苦时，更使全篇笼罩在浓重的对现实悲观绝望的氛围之中。小说不仅表现技巧圆熟精练，而且象征、隐喻手法也运用得相当独到。或许可以说，若就作品的纯熟技巧而言，《男人与小刀》这篇作品并不逊色于黄春明成熟期的那些作品。
除了上面各节所具体介绍的作品之外，黄春明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还有一篇小说《北门街》也比较引人注目，具有比较鲜明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批判色彩。故事写老道士阿涂对旧居充满怀念的无比深情，揭露了工商社会的冷酷与无情。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主人公阿涂与一栋房子的得失故事，反映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的一景，揭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人在工商社会力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的悲剧。主人公阿涂原是一个职业低微的道士，“在战后倾其所有的积蓄，在北门街买下一栋破旧的房子，再稍加翻修，才把一家大小七口人安顿下来”。从此，一家人本分地靠出租房屋的收入过活，生活也渐渐开始好转。虽然连阿涂的孩子都看不起他从事的低贱职业，“你们兄弟老觉得道士的职业低贱、落伍，有了这种父亲，你们在别人的面前，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然而，因为能够白手起家，却使阿涂感到了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不料祸从天降，在机关工作的大儿子清池因走私日本西药，进行投机倒卖而被抓了，亏损十万多元，蚀光了老本。清池哭泣着哀求父亲救他，阿涂的心里难过极了。因为清池是长子，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而且“只有他默默的获得父亲内心的喜爱”，这使阿涂觉得不能不管清池的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阿涂只好以“买了这房子是运，卖了是命”来宽慰自己，将房子卖掉帮儿子还债。可是，大儿子清池还是因为想不开而自杀了，老妻因而忧虑成病，三儿子也被迫辍学。对阿涂来说，变卖房子是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这种痛苦显然是不可言喻的。阿涂终于在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厄运中被彻底击倒了，他的精神逐渐被折磨消耗殆尽，渐渐地变得痴呆起来了，“衰老和极度的颓伤，再加上突出的颧骨，和生根在头上的破雨帽，已足够表征他的贫穷”。而那已变卖的房子，他却仍一往情深地珍惜挚爱着。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阿涂每天傍晚总是呆坐在街道旁的一个消防砂箱上，始终望着斜对面原是自家房子的西药房。最后，当那所原来属于他的房子在北门街发生的一场火灾中也烧着了的时候，阿涂既不去救火，也没有去围观，而是纵身投入火海与屋俱灭。故事就这样以阿涂举身蹈火的悲剧收场了。阿涂举身蹈火的行动，把他对旧居的怀恋推到了死的极致。乍看之下，他的行为似乎有些离奇，可是细思之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那栋房子标志着他所取得的人生成就，以及他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房子属于他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成为他生命中惟一的亮色，因此阿涂才不惜用生命去为它殉葬。如果说他的大儿子清池之死抗议了工商社会对人的残忍吞噬；那么，阿涂的举身蹈火则是对自我生命意义与传统价值的祭奠，带有一种悲壮的意味。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60年代的台湾社会是一个颇不平静的社会。以美日为主的西方资本的输入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建，使台湾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化的过渡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打破了静态的农业文明秩序，对农民的剥削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的残酷无情，历史发展的进程必然带来了牺牲和血腥。因此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社会转型，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时代变迁。这种转变使整个台湾社会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传统都发生了深刻的震荡。就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黄春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摆脱了现代主义的“孤绝与苍白”，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以对底层社会卑微人生的极大悲悯和对正在消失的传统人文氛围的无限眷恋，表现出社会底层民众面对强大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竭力抗争之后无可奈何的失落命运，揭示了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放射出的人性光辉。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黄春明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非人道性和重回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确立为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视角。这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反抗，因此深刻的乡土眷恋作为一种凝固的审美心态笼罩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恰如吕正惠所说的那样：“黄春明是借着小人物来追怀即将逝去的农业社会的田园世界。”吕正惠：《荒谬的滑稽戏》，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641页。也正因为如此，黄春明对自己所眷恋的田园与乡土社会，表达了深厚的感情：“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黄春明：《〈锣〉？自序》，见小说集《锣》，（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就在这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的世界”里，他先后创作了《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锣》、《癣》、《鱼》、《阿屘与警察》，以及《两个油漆匠》等小说，这些作品都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再版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在黄春明笔下出现的人物是：农民、学徒、妓女、菜贩、罗汉脚、油漆匠、广告的、打锣人，以及城市贫民等，他努力发掘这群受屈辱的、卑微的、愚昧的、可怜的“小人物”的人性尊严，因为他们是被出卖、被掠夺、被侮辱和被剥夺了人的权利的人。而在这个时代里，“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总量……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张爱玲：《〈传奇〉？再版自序》，见《张爱玲小说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页。。总体来说，黄春明这一时期塑造的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坤树、白梅、阿发、猴子、阿力，以及阿苍等形象都属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含有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具体来说，就是黄春明透过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折射出了台湾转型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广大底层人民的贫困疾苦，而且鲜明地反映了这个大变动时代的若干重要特征，努力构成了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并且与他同时代的陈映真、王祯和等作家一道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纪元。
第一节 《青番公的故事》
发表于1967年的小说《青番公的故事》，可谓是黄春明创作中最富有浪漫精神的乡土文学作品之一。它不仅被誉为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之一，而且也是黄春明被人们称为“乡土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这样定义“乡土文学”：“它是写实文艺创作类型中的一种。乡土文学通常描绘乡村居民或小镇市民的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传统民俗是根深蒂固的，而人们的生活境遇也是极相似的。地域性更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受到乡土作家的相当重视；他们利用某一地方的特点，如地方方言等，来强调和形容某一地方的独特性。乡土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