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宗教史-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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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划共有249名山地人受戒出家，这个数字与泰国少数民族共有的30多万
人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出家人的动机只是要去曼谷看一
看”，其中很多人过了几个月便还俗回家。
在泰国本土佛教发扬光大的同时，泰国佛教在欧美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特别是1971年泰僧朝坤在英国萨里禅观中心发动改革，使西方人较易理解和
接受佛教的观点，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朝坤主张佛陀本人不是真理，而是
指明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所谓真理即对人之“能动存在状态”的认识，将人
从焦虑、躁动及“我”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而达到某种自由的境界。
经过当代佛教复兴运动，泰国佛教的信徒现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95％，
僧团现有28万个，寺院2。5万座 （平均每个乡有1座寺院），佛塔有10万
余。在以王室为首的贵族中盛行法宗派，比较注重经典，强调行解双优，戒
律较严；在广大民间信徒中主要流行大宗派，特点是戒律较宽，允许僧人抽
烟、嚼槟榔及接触金银钱财等。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主要有泰国佛教协会和泰
国佛教青年会等。
⑦柬埔寨。南传佛教在柬埔寨占居统治地位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当代
柬埔寨的发展演变可以1975年为界分为前后二个阶段。
柬埔寨的传统是男子无论家世身分，一生至少要出家1次，时间最少要
达到3个月，否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足。1947年柬埔寨宪法中将佛教定为国教，
并规定负责选定国王的“王位最高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有3人为各大宗派
的僧王。1953年国内僧侣为3。7万人，而当时政府军队才2万人。
1954年柬埔寨获得独立，西哈努克将国家与佛教比喻为民族前进的二个
车轮，1959年开办西哈努克大学，1961年柬埔寨作为东道主在金边主办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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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第6届大会，1969年为出版110卷的高棉文三藏举行全国性的隆重庆典，
至1970年，柬埔寨共有僧侣65万余人，寺院3369所。
1970—1975年的朗诺政权时期，佛教界虽然受到利用、分化与胁迫等各
方面的压力，但广大僧侣和信徒始终支持西哈努克。1975年之后的“民主柬
埔寨”政府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界采取过激行动，使僧侣和寺院所剩无几。
1979年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进入韩桑林、洪森政权时期，政府虽实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修复2000余座寺院，但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加之越南佛教
僧侣的渗透与“越南化”控制，引起广大佛教信徒的反感。1985年后洪森政
府开始允许55岁以上的人出家，但课以重税；1988年后则为争取民众支持
而向民族传统妥协，将佛教再次尊为国教，至1990年，国内僧侣达到6000
人左右，寺院3000座左右。
⑧老挝。老挝与柬埔寨一样，南传佛教在民族传统中占居主导地位，男
子一生至少要出家1次，全国95％的人以佛教为自己的精神信仰。现代老挝
高僧坎丹曾认为佛教寺院在老挝人民生活中具有文化学校、为民众治病、议
事场所、娱乐场所、憩息场所、学习手工技艺的场所和保存、传播文学艺术
的机构等多方面的功能。
当代老挝佛教的发展既是民族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推
动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一方面热心于佛教的人越来越多，1940年全国只有
僧侣4000人，1950年则增至13500人；另一方面是许多僧侣加入抗法游击
队，即使未离开僧伽的僧人也用佛教教义“对解放斗争的活动做贡献”。
1955年新独立的老挝在美国势力的干预下陷入内战，1959年政府公布了
旨在严加控制的《老挝僧伽法例》，1960年政府撤销僧王职务，解散佛教协
会，并制造矛盾分裂各宗派。1960年5月苏发努冯越狱成功，许多僧侣随之
投奔解放区。同年，老挝佛教联盟成立，提出团结、斗争、中立、和平的口
号并用“取缔贪污、镇压人民行为，恢复公民的自由权利，即是善者有善报，
恶者有恶报”等佛教义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1972年随着解放区日益扩大，老挝政治各方面开始和平谈判，佛教逐渐
兴旺，僧侣达到1。8万余人，1975年则达到2。4万人。1976年7月，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全国统一的老挝佛教徒联合会，新政府一方面支持和参与
佛教界的活动，为修复寺庙支付了20万美元，另一方面对僧侣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强调佛教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然而佛教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
主义，人为地实现合一，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某些过火行动，结果必然会伤害
佛教徒的感情，据西方学者统计有1。5万名僧侣受到轮训，许多僧人离开寺
院，87岁的法宗派僧王于1979年逃往泰国。1980年老挝政府的佛教政策开
始有所缓和，此后进入佛寺礼佛的人逐年增多，许多佛教节日也如期举行，
1985年还在万象举行了亚洲佛教和平大会。
⑨越南。当代越南佛教南北方各大组织虽于 1951年成立了越南佛教总
会，但受政局影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北方佛教界于1961年成立越南统一
佛教会，1974年时拥有信徒500多万人；南方大乘与上座部佛教徒则于1964
年成立越南佛教统一教会，拥有信徒600万。1968年南方佛教分裂为印光寺、
永严寺和龙云寺3大宗派，南方解放区的佛教徒还另行组织了六和佛教徒联
合会。
越南佛教以北传大乘佛教为主流，北方与中部地区流行中国佛教的禅宗
流派，但多与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忠孝观念及祖先崇拜等相结合，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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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化和世俗化倾向。较典型的是宝山奇香派，该派倡导无寺无僧，要求
信徒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和思人间。其他重要宗派还有莲宗派、元绍禅
派和了观禅派等。元绍禅派在南越有较大影响，它以顺化为中心，其寺院占
南方寺院的70％。
此外，在南越还有以佛教为主体、混合其他各教的新兴宗教高台教（创
生于本世纪20年代）。该教以释迦牟尼为最高，老子与孔子次之，还尊奉姜
太公、玉皇大帝、耶稣等神灵；教徒着三色眼，红色代表权威，属于孔子，
蓝色代表宽容，属于老子，黄色代表德行，属于释迦牟尼；教徒吃素、蓄发，
传教依靠“奇笔”。该教在当代发展中形成仙天派、西宁派、前江派、后江
派等许多支派，有的支派还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党。1972年该教又创办了高台
大学院。
在60年代期间，越南南方的佛教徒积极投身于抗美救国斗争。吴庭艳政
府 （领导人为天主教徒）歧视和压制佛教的行径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广大佛教
信徒的强烈不满。1963年5月顺化政府禁止佛教徒纪念佛陀诞日，并禁止悬
挂国际佛教旗帜，6月初政府对集会的佛教徒与青年学生武力镇压，先后死
伤数十人，6月11日70多岁的老和尚广德在市中心自焚以示抗议。6月16
日西贡70多万义愤填膺的佛教徒和各阶层民众游行遭到军警镇压，7月间各
界群众的抗议活动遍及南越，吴庭艳政府施以高压政策，8月间又有6名僧
尼先后在不同地区自焚以示抗议，反抗斗争再次进入高潮。最终导致吴庭艳
政权垮台。
当代越南佛教在域外的传播一是随战争期间难民迁移而传至海外，美国
的洛杉矶和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是比较重要的越南佛教活动中心；二是在1975
年后随越南政府的扩张活动而“传教”于老挝和柬埔寨等地区，但因受到当
地佛教徒的抵制而成效甚微。
⑩东南亚其他国家。马来西亚联合邦成立于1957年，其宪法规定伊斯兰
教为国教，佛教徒主要集中在槟城地区。马来西亚现有佛寺庵堂600余座，
主要是大乘佛寺（约400座）和泰系佛寺（约200座）。1959年马来西亚佛
教总会在极乐寺成立，1969年世佛联第九届大会在槟城举行，这是第一次“在
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召开一次世界佛教大会”。
新加坡的华人比例较大 （75％），因而华人中盛行的大乘系佛教构成其
主流。60年代佛教界开展“佛教青年运动”，除开办星期佛教学校外，还组
织佛教征文大奖赛，佛教文化史展等。80年代初佛教徒达到53万人，占人
口四分一强，80年代末有所减少。新加坡佛教寺庙很多，号称“两巷一庵，
一街三寺”，较著名的有双林寺、庐寺、报恩寺和普觉寺等。
印度尼西亚的佛教信徒至少有50O万之众，但与该国1。1亿的穆斯林人
口相比，相对比例很小。其重要的活动中心为苏门答腊和巨港等地，主要信
徒为华人、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寺地侨民，南北二传并举。1973—1983年，
政府在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援助下，耗资 1800万美元修复佛教古迹婆罗浮
屠。
（2）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如火如荼，先后获得民族独立。这些新兴国家不仅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富国强民的艰巨任务，而且肩负着重建意识形态历史重任。它们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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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民族传统中的某些深受民众拥戴的文化因素发扬光大，成为强化公民的
民族自立意识、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支柱；或者是在传统文化与旧体制密切
结合的情况下，将其他文化中属于异已因素而却能够为本国民众所接受的文
化因素本土化，使之成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化、又有别于殖民文化的精神纽带。
对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新兴国家来说，在殖民统治时代受到歧视和冷
落的佛教文化，势必随着强化民族自立、自强意识的社会需要而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1956年前后，各国政府与佛教组织借佛陀涅槃2500年的庆典而
将当代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尼泊尔在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第4届世界佛
教徒联谊会大会，开幕式有万人参加，马亨德拉国王亲自主持。印度则以副
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为首组建了“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工作委员会”，
并组织了一系列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的庆祝活动。
在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中，印度首任司法部长、被人们称作印度“宪法
之父”的安培克 （1891—1956）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安培克曾长期致力于
印度教的内部改革，希望以此能够使贱民享有与其他种姓教徒同等的机会，
但传统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最终使他认识到“贱民除了佛教的教诲，别无选择
之路”。在安培克看来，佛教是同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做斗争的宗教，它主张
“四姓平等”；佛教比较理性化，不像印度教那样迷信，也不美化贫困；佛
教是印度土生宗教，皈依佛教无需放弃印度文化；此外，佛教是一种国际性
的宗教，皈依佛教有利于其他国家佛教徒的援助。（参见尚会鹏《略论印度
的“新佛教运动”》，《世界宗教资料》1990年第4期）
1956年10月14日，安培克和高级法院院长尼奥基、弥烂陀大学校长契
拿司等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尔广场组织了50万贱民集体改宗佛教
的活动，这不仅掀起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高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贱
民的社会地位。安培克对印度佛教和贱民的贡献使之死后被佛教徒尊为圣
人，许多贱民将他的照片与佛陀的雕像放在一起供奉，并在皈依佛、法、僧
三宝的同时强调皈依安培克，即所谓的“四皈依”。在1956—1975年的20
年间，印度佛教的增长速度十分迅猛，1951年时印度佛教徒只有18万人，
1961年时则增长为325万人，1972年猛增至3200万人。
1956年佛陀涅槃2500周年大祭之际，保存在中国的佛牙到缅甸巡展、
2000部新结集的巴利藏经的献经仪式、包括吴努总理幼女在内的2688名少
年集体剃发、世佛联总部迁往仰光 （1958）以及吴千吞当选为世佛联主席等
一系列的活动将缅甸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最高峰。
当代佛教复兴运动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