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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节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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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 
  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 
  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 
  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锜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人普遍被 
  认为是最后促使807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 
  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 
  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 
  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三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 813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 
  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 
  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 (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 
  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 
  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 
  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地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 
  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节度 
  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 
  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 
  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 
  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年兴兵 
  讨伐成德镇。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 
           ① 
  策划者。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方镇的利益。为 
  了平息815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方镇的割据主义。 
  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 
  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 
  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 
  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 
  世纪90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年被放 
  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 
  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 
  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 
  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 
  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 
  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 
  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窾窍。807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 
   (现在仅存片断),813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 
  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 
  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3—771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7 页;卷241 第7767 页。 

… Page 378…

  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 
  814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 
  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 
  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 
                              ① 
  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 
  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 
  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 
  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 
  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 
                                              ② 
  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 
  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 
  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 
  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 
  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 
  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 
  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 
  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 
  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 
  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 
  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 
                                                        ① 
  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 
  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 
  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 
  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 
  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 
  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 
  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 
  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 
  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 
  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 
  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 
  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 
  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世纪70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 
  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0—7701 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 《中国的律令和官人机构》, 

载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 年),第151—17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7694 页;卷239 第7695—76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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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 
             ② 
  员充当。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 
  而可能有助于9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 
  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 
                                                                            ③ 
  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他鼓励朝臣们 
  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 
  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世纪长安 
  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 
  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 
  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 
                                                                                            ① 
  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 
  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 
  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 
  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806 
  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年在东川巡视时十 
                                   ② 
  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 
  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 
  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 
                                                 ③ 
  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 
  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 
  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 
  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 
  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 
  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年)便在 
  816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 
  裴度(765—839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 
  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表,第658—669 页;672—683 页;730—7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 第7697—7698 页。 
① 例如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4—7705 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30—7633 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 

细亚》,18  (1972 年),第34—78 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 第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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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 
                                                          ① 
  曾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 他不仅在789年中了进 
  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 
  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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