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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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之问题，弟自忖精力实不能胜此繁剧，若以梦麟、石曾诸君任之，实较为妥当。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刺激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然而弟对于研究学术之兴会，乃随年而增进。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无论有无成功，必欲尽一时期，一尝滋味。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6〕
这是迄今所见蔡氏离开北大以后对自己的大学校长经历进行回顾的最早文字，亦是他几乎未作任何润饰的内心独白，为了说明自己何以不愿再回北大的理由，他甚至对在最高学府的一番“作为”也直言无隐地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惜之，这番向自己最器重的两位北大弟子所作的“真情道白”，却经常地为人们所忽略，可能这与后人赋予历史的“诠释体系”不相匹配有关亦未可知。
五
尽管蔡元培力求守护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也不免陷入身不由己的困境，以致不得不做些变通甚至妥协。到1925年初，他终于应允暑假临时回国返京一次，以处理蒋梦麟“深感束手”的种种难题，不过他提出附加条件：暑期后再“续假一年”。行期初定于5月间，后延至9月，又改为11月，最后动身返国已是12月中旬。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窥知，北大方面望眼欲穿，锲而不舍；而蔡元培则一再延宕，进退两难。在回国路线的选择上，李大钊曾经建议蔡走陆路，顺便在苏联停留参观数日，并请苏方事先安排。蔡未予采纳，仍走海路，于翌年２月初返抵上海。约一个月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一则蔡给北京友人的电文：“去国数年，一旦返籍度岁，甚觉愉快。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7〕此时，南方国民党已准备兴兵北伐，南北关系自然“愈形紧张”。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年少之士被其所毒，必须加以遏制！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似乎更增加了蔡氏返京的难度。
不过，北大师生并不认为蔡校长即时返校有何危险，其“促归”声浪反而更高：几年来频频发送电函的人士和团体自不必说，连自称教课之外从不过问校事的周作人也致信蔡元培，对其滞留沪、杭深表困惑，直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值得注意的是，来信还提到：“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这里就触及到北大内部深层次的问题以致人事纠葛了。联想到前述为了适应非常之需，而提议删去校章中总务长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文之举，宽容民主如蔡先生尚且如此自由灵活地视现实需要而改动自己主持制定的章程条文，他人又如何能够确保学校法规执行中的庄严与严肃呢？看来，中国大学的法治之路还相当漫长，且需与整体社会文明共谋改进。北大“非蔡元培不可”的现象说明，所谓“教授治校”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远未成熟。蔡元培以胃病发作暂难北上等语简略回复了周作人。以后来的情形观察，周对蔡大失所望，以致两年后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暗持“反蔡”的立场。
感到失望的不仅周作人，胡适应当亦有同样感受。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南来的胡适会面。胡适北返后，不断致函蔡元培，促其返校，又托丁文江就近催促此事，甚至以若迟迟不来将“丧失资格”相警示。这期间，北大方面曾以评议会名义函告蔡校长：“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俄国退还庚款，为数甚巨，可用来接济国立各校，“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显然，北大方面此时迎请蔡元培回校，已经有具体目的：由他出面促成以俄款救济嗷嗷待哺的北大及国立各校。酝酿此事者，应当主要是蒋梦麟，胡适肯定亦参与其间。1926年6月下旬，胡适再次致函蔡元培，“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其中钢和泰先生亦可能将一去不还，因此请蔡先生以“从井救人”的气度迅即北上。然而，蔡元培对于所谓“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事由并不甚清晰，对蒋梦麟等人饥不择食过于热衷俄款的取得也持某种保留态度，更为关键的是，北京政府欲以他人取代北大校长位置，将蔡排入“先辞职”或“待免职”之列。故而，蔡元培采取主动，于该月末正式提出辞职。他给胡适的复信中申诉自己的主张，一再请“求恕弟之罪”，称：“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8〕从中可知，蔡氏再次辞职，原因复杂迷离，却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也是实情。
蔡元培的辞职，又一次使北大动荡起来，教职员代表钟观光、谭熙鸿专程南下坚请蔡取消辞意，北京教育部面对各方压力也只得表示“慰留”。最后竟形成这样的默契：蔡不再坚持辞职，而北大也不再催促蔡返校，北京教育部则不轻易触动北大校长这个“敏感地带”。如此这般，蔡元培“暂居校长之名”的状况又延续了一年……事实上，蔡元培此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奔走于江浙地区策应国民党北伐，重新回归其政治生涯。因而，有一种颇为苛刻的说法，认为蔡有“弃职北大之嫌”。然而，不论怎样，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北大，而他的治校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年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9〕。近人吴方的议论则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之同情”：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冲突，造成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0〕。他们的评论，或许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蔡元培的“本真”。
注释：
〔1〕〔6〕〔8〕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708、758～760页。
〔2〕〔4〕〔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643～645、723页。
〔3〕〔5〕《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页。
〔10〕吴方：《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丁在君这个人”
？ 黄 波
中国的文字真是玄妙，以本文题目而论，若有心细究，便可以读出多种蕴含，既可以是赞叹，也可以是惋惜，更有一种“欲说还休一言难尽”的味道。“在君”，这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丁文江的字。1936年，时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赴湖南调查煤矿，在旅馆睡觉时煤气中毒，不久辞世。丁文江不幸逝世后，近代著名政论刊物《独立评论》于1936年2月出了纪念专号，共刊登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十九篇。胡适的文章题目是《丁在君这个人》，胡适在文中借同期纪念专号中傅斯年的话为丁文江作了盖棺之论：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1〕
胡适和傅斯年认为丁文江“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可事与愿违，在丁文江逝后是一个接着一个纷繁诡谲的时代，丁文江的印记被淘洗得越来越淡，也就是胡适勉力做了一本薄薄的《丁文江传》。倒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夏绿蒂·弗思女士在参考了大量资料后，于1969年著了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其中颇多精义，她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丁文江）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2〕
一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他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先到日本留学，又于1904年转到英国学习地质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开办地质研究班，1916年创办地质调查所。1921年6月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5月参与创办《努力周刊》。1923年作为“科学派”之主将，与后来成为国社党党魁的张君劢展开“科学与玄学”论战。1926应“五省联帅”孙传芳之请，任淞沪商埠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1932年与胡适、蒋廷黻等合办《独立评论》。1934年，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直至逝世。
地质调查所时期的丁文江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个耀眼的名字，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在经费、人才奇缺的窘境中，能够一手创办一个纯学术的科研机构，进而把它培育成为西方同行眼中的“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作为首任所长和筹办人，丁文江的人格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胡适的总结，丁氏对地质调查所的贡献有三：一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调查所，能在很短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二是他自己不辞劳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而在丁文江之前，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三是他真诚地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3〕。鉴于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这些话也许有私好之嫌，那么那些曾和丁文江合作过的外国专家的回忆文字无疑是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资料了，像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这样学问出众、性格古怪的著名学者，在和丁共事的过程中产生了真挚的情感，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丁博士以超众之才识与能力为其祖国服务，从来不为私图。其生平最热烈欣慰之事莫过于亲眼所见某一个青年之中国地质学者成就某一件有价值之工作而能与欧美之同类工作比美之时。”〔4〕作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除了个人科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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