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4-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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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指出，巴勒塔萨就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化身，这话不无道理。卢那察尔斯基是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层中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一位，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十月革命前，因为参与波格丹诺夫的造神运动而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批评。革命后的内战时期，他为保护俄罗斯的重要文物和某些知识分子做过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他十分敬畏列宁，列宁也相当器重他，虽然不止一次因为他的“温情主义”而给他以斥责。也许可以说，卢那察尔斯基就是皈依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理想主义者。惟其如此，他才可能对理想主义者刻划得那么深刻、逼真，而且自始至终表现出善意的理解；他才能够在肯定理想主义者动机的崇高的同时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地位而惋惜。而且，也正因为他自认是和理想主义者划清了界线的革命者，他才能够为他们准备那么一条“礼送出境”的出路。事实上，卢那察尔斯基当年创作这个剧本正是为了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对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阐释。因而国外曾有评论者指出，德里戈（红色铁匠）是隐喻列宁；而主人公唐·吉诃德则是影射高尔基。二十年代早期，高尔基为了帮助许多厄运缠身的俄国知识分子，而和布尔什维克当局闹得很不愉快，当时，大量的不与革命合作的知识分子正像卢那察尔斯基所写到的“起了很坏的作用”，因而“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这些人中包括不少在世界文化史上颇负盛名者，如别尔嘉也夫、蒲宁、梭罗古勃等等，随后，高尔基也离开俄国到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上疗养去了，当然也是一种待遇更优渥的“礼送出境”。
卢那察尔斯基的唐·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确实一脉相承，只是前者的悲剧意义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凸现了理想主义者无法在自相矛盾中得到解脱的尴尬，而最终留给读者的仍然主要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尊敬和同情。所有这一切卢那察尔斯基是得之于无意还是理念与情感的真实流露呢？不得而知。然而其中的善意是显而易见的，至少理想主义还被定位为一种高尚的事物，理想主义者没有被扼杀，也没有被嘲骂，“礼送出境”只是一项阶段性的政策。
无独有偶，《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出笼五十年后，切·格瓦拉也正是以另一种形式被古巴当局“礼送出境”。当然，格瓦拉的“出境”和卢氏笔下的唐吉诃德大有区别。格瓦拉本人是革命领导人，而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同路人”，他的“出境”主要是出于主动选择的结果，他自愿地放弃了尊荣、权柄、安逸，还有家庭，走进刚果的丛林和玻利维亚的荒野，最后在那里献出生命，“求仁而得仁”。西方右翼的研究者，出于贬低他理想主义者高尚形象的需要，总是尽量夸大格瓦拉“出境”的被动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他并不是“为着维护他信仰的事业而献身”，而是由于固执的性格和极端的观点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终于不能不一走了之，简直有点类似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被驱逐出苏联一样。丹尼尔·詹姆斯在《切·格瓦拉》一书中就说过：“用个形象化的说法，有支枪顶在腰眼上呢。”至于为什么认定格瓦拉是“被他的同志流放的”呢？主要的根据是：
一、“在古巴这一巩固的基地来鼓动各地闹革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利，领导世界革命，还有什么地方胜过古巴呢？”何况“古巴的两年游击战争，已经耗尽格瓦拉的精力”，加之“哮喘病的日益恶化”，“三十一岁时就病情严重的他，三十七岁时怎么还敢于去适应艰苦的游击战争呢？”
二、格瓦拉“被莫斯科看成是反对苏联的”“别树一帜的共产主义的极端分子”，莫斯科担心他“有朝一日会强大到足以带领古巴去参加中国阵营”，“并且还会带动其他国家里观点相似的共产主义团体也这么干。”“莫斯科想到了切就感到恐怖”，“等待时机到来，然后向他猛扑过去”。这“时机”就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团结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格瓦拉的长矛捅向了莫斯科的巨大风车。他指责苏联没有尽到对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暗示它是帝国主义“暗中的同谋者”，他要求苏联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应当像“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投资一样”，“不考虑利润”，“不期望任何报酬”，即所谓“全部社会主义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切“这样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叫俄国人受不了，于是，他非走不可了。”
三、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日趋紧张。这种状态在他亚非之行回国后达到顶点。当时，卡斯特罗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和苏联保持一致，拥护“三和一少”政策，而且在国内政策上也必须接受苏联的全盘指导，他不能听任格瓦拉反苏立场的日益强化，而格瓦拉更为了政策观点的分歧，有时公开把矛头指向过卡斯特罗，影响了卡斯特罗作为领袖的威望。正如拉美谚语说的“两只雄蟹不能同居一穴”。
上述这些“根据”，似是而非，虽有迹象可寻，但分析却并不确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分析都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即格瓦拉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本世纪最典型最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本质决定他无论在主观要求（律己）或客观态度（处世）方面都有其特定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公正的人压迫人的秩序，他就决不能坐视，他一定要举起长矛、策动罗稷南特冲杀过去，而绝对不能安享革命成功后的富贵荣华。当时的古巴，确实有许多他难以容忍的现象，如对大国的屈从和官僚机器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和践踏等等，他也许已经感到自己不宜于在倡导和保护这些现象的政权中长期担任要职，但是理智又提醒他，解决革命后的问题不是他能够承担的责任，而“在世界上制造许多个越南”以牵制“美帝国主主义”并加速它的灭亡，毕竟是他心头最大的梦想。这一梦想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古巴当局定为国策（格瓦拉死后，这一输出革命的作法仍未停止，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到八十年代才分批撤出）。“制造越南”并非易事，当时随格瓦拉远征的都是军中精锐——在马埃斯特纳山区久经锻炼的老战士，谁最适合而且又自愿领导这批人呢？除了格瓦拉，还是格瓦拉，他不仅具有这样的经验、能力和威望，更重要的是，他有对这种任务的主观上的渴求。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说，在风车大战中死去是他最大的向往和快乐，他怎么会考虑自己已经三十七岁并且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又怎么会舍不得哈瓦那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官僚生活呢？格瓦拉从小就是一个崇尚简朴、厌恶奢侈排场的人，革命后不久，在医生的建议下，他被安排到一所巴蒂斯塔分子的豪华别墅去疗养，招来一些物议，切在报刊上公开感谢批评者，并向公众保证病情好转后，立即从该处搬出。事后，连敌视他的人也认为“他实在是世界上最不该受到这种批评的人”。真正的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是很少很少的，这种人，自觉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停息地战斗，为了解救他人（那些“像落叶般遭到践踏的弱者”），他们心甘情愿献出一切。
至于客观方面，在格瓦拉和苏共之间以及他与党内同志之间，矛盾和龃龉是存在的，但尚未到达不能共戴天日的程度。格瓦拉激烈批评过苏共的对外政策，包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方针以及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时表现的民族利己主义，但这些反苏言论中反映的仍然是作为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的通常持有的立场，苏联人对此是见怪不怪的，只要对方在苏美对抗的大局中仍然是自己手中的一张牌，对待某些“牢骚怪话”，倒也未必十分较真。而格瓦拉正是一个反美立场最鲜明的人，而且他毕竟也多次赞扬过苏联的援助，而且是他和米高扬共同签署了一九六○年的苏古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正是古巴在政治上全面投向苏联的开始。在莫斯科看来，格瓦拉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冒险主义者，或者最多算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点是可以从他的政治观点上找到依据的。比如说切一直主张“动员群众建设共产主义的手段必须正确选择，它的性质基本上是精神方面的”，反对物质刺激，因为他认为，“人不能再作为商品而存在”，只有人在劳动中“不再是迫于物质的需要而把自己当商品出售时，”才是真正的获得了解放。在罗莎·卢森堡以后，便没有人再强调过这种共产主义实践中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敏锐的格瓦拉发现了目的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遥远，而许多手段正表现着与目的相悖反的性质。关于人的解放，他还有更近乎异端的观点，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他提出了塑造二十一世纪“新人”的目标，而他的“新人”实质上是以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与社会主义倡导的集体主义针锋相对，他说：“我们决不能培养那种对官方思想百依百顺的被雇佣者，也不能制造实际上靠国家吃饭，而表面享受所谓‘自由’的‘奖学金’领受者类型的人。”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专政对文化所造成的扼杀性后果。俄国人的习惯是，对距离越远的人越能容忍，不要说格瓦拉在整个世界棋局中还是对自己十分有用的一颗棋子，就算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像托洛茨基），他们可使用的还有包括利斧在内的多种手段，怎么会想出个成就异已分子历史英雄地位的馊点子呢？
关于在古巴党内，格瓦拉与正统的共产党及菲德尔主义者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他甚至于公开顶撞卡斯特罗。随着古巴对苏联依附性的日益增强，苏联人自然也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古巴。但是，阿根廷人格瓦拉和他的古巴同志的战斗情谊毕竟是在艰苦患难中形成，而他们之间的摩擦却并未达到足以完全摧毁这种情谊的程度。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地在号召我献出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走向新的战场，将带去你给我灌输的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那里去战斗……”很难从这些话里找出切是被放逐出境的痕迹，而切又不是一个喜欢弄虚作假玩弄政客伎俩的人。在他走后，卡斯特罗为了澄清外界的疑惑，曾经说过：“切到哪里去了，这跟谁都不相关，……我们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说明，什么时候会听到他的消息呢？……会听到的……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作什么，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将永远为革命奋斗到底。”紧接着，在哈瓦那的墙头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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