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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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马克思城，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汽车修理工。20年后，她才得
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俩的邂逅绝非偶然。施密特是国家安全部在萨克森地区的
军官，后来晋升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对来自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极有
魅力。她觉得他的名字太老式，亲呢地改称他为卡尔利施克。施奈德契而不舍地对
她发起进攻，携她同游乡下。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这时，施奈德透露
了他的真实身份，把她介绍给他的上级，一个叫施拉姆的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
加比对意外地窥到东德的秘密兴奋不已。当她的新识请她合作时，她犹豫不决。
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以后将再也见不到卡尔利施克。她终于同意了。加比
回到西德，继续在亚琛完成学业。不过每三个月来一次东德，接受间谍训练并与男
友会面。
起初，负责她的东德官员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协助她在波恩找一份工作，
比如在政府的某个部。就在此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们并不是唯一对加比感兴趣
的人。指导她做博士论文的老师是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知名教授，叫克劳斯·梅纳
特。他同西德情报部门有来往。据信他是为联邦情报局物色学者人选的招募人之一。
加比是她的得意门生。1973年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马上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联
邦情报局下属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员。
对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没有食言，让加比继续同卡尔利施克约会。不
久，两人在东德一处隐蔽地点庆祝订婚。施拉姆亲自到场祝贺，为他们开了一瓶俄
国香摈酒，还带来一盘录有当地情报部门首脑对他俩的祝福磁带。我们对这种关系
中含有的爱情成分始终非常重视。
加比干得漂亮极了。她使我们准确掌握了西方对整个东方阵营的了解程度以及
所做的评价。80年代对付日益强大的团结工会时，这方面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加比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知道我们会对什么材料感兴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
的分析员。她常常在博览西德有关东方阵营和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密材料之后，
把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整理成要点。
需要原件的时候，她就用微型相机偷偷拍摄下来，藏在假的洗涤剂瓶内。一开
始，我们指示她把胶片藏在慕尼黑开往东德的火车上的厕所水箱里。后来觉得这种
办法风险太大，且无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报。于是改为派一名女联络员在慕
尼黑的一个游泳池与她接头，两人利用改换房间的机会递送情报。我们事先从东柏
林通过发报用暗语告知加比具体房间号码。
与我们多年合作之后，加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她还继
续利用节假日与卡尔利施克约会。对这对成绩卓著的相思鸟我们极为慷慨，送他们
去阿尔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当初引她下水的卡尔利施
克热情降温。我想，她一直没跟相貌平平的卡尔利施克断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
关系仍给她带来快感。她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不愿循规蹈矩，在西德找个丈夫
结婚生子。
此外，她还背负着另一个精神负担。她的嫂子收养了一个严重残疾儿。后来夫
妇俩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这孩子再被送回残疾院，于是不顾自
己异常繁忙的工作，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东窗事发，孩子无人
照看，她陷入极端苦闷之中，几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干的想法。
我决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亲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见面。开始，气
氛有些紧张。因为迄今为止，西德没有登过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
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
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
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
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
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
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
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
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
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
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
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
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
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
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
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
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
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
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
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
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
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
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
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
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
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
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
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
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
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
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
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
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
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
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
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
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
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
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
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
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
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
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
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
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
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
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
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
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
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
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
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
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
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
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
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
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
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
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
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
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
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
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
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
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
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
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
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
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
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
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
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
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
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
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
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
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
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
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