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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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
社会抒情诗大致有两种：一是诗人处江湖之远，关注社会，关注时政，着重表现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感时伤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表现社会的良知与正义，抒写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二是诗人居庙堂之高，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传经布道，试图以诗歌激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社会大众的精神境界，使之和谐于抒情主人公所理解的社会政治理想。前一种社会抒情诗是不大容易过时的，因为家国命运犹如个人命运，不如意事常八九，历史又总在重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生民之多艰”，这种或感伤或悲愤的诗，在后世读者那里总是会得到共鸣的。后一种社会抒情诗想要传世恐怕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你怎能保证你所传之经所布之道便是真经便是正道？你怎能保证你所鼓吹的那一套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何况这种诗多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其可疑的人格和创作动机，使其作品的命运又潜伏一重危机。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应该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使命和尊严，诗即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发挥美刺功能，善则赞美之，恶则讽刺之。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应该懂得，谀上欺世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而曾经充斥媒体的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却令人遗憾。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有人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灾荒深重的1959～1961年，有人这样放声歌唱：“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个中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
诗要有永恒性，其主题首先应该是永恒的，是可以超越时空，超越时政，对人类有着久远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击壤歌》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热爱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
诗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从艺术技巧上说，诗要有永恒性，有时还需借助意象表达。意象在这里的作用，是与现实社会政治保持一定距离，预留一点“诗无达诂”的回旋余地，从而避免因为作者对某一社会理想、社会力量、社会人物的认识上的历史局限，却在某种难以预想的变化出现之后，使作品速朽。例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癱》，过去许多论者都说它的一大缺点是“革命理想还比较朦胧”，殊不知，它的艺术魅力没有随着某种政治股市的跌落而跌落，正是有赖于它的意象化造成的朦胧。而艾青曾经直抒其怀直言其事，热忱讴歌陕北农民吴满有这样一位时尚人物，诗与诗所讴歌者一时何等风光，待吴满有后来据说被捕失节，可怜诗之心血便付诸东流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有即时性的东西，就越可能是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
此外，诗欲不朽，诗人须有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陶潜、李白式的蔑视权贵，孤高自许，以及北宋诗人林和靖远离尘嚣梅妻鹤子式的直率飘逸。真正的诗人都应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俄＇勃留索夫：《致诗人》）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肯定是要被诗史和读者唾弃的。人格卑下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以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头号汉奸后，谁还记得他曾是诗人呢？
诗人们大概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当世所重，一诗既出，洛阳纸贵。诗人们大概也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还能被人传诵。但这二者有时是难以兼得的。例如五四先驱除旧布新的一些尝试之作，当时让人耳目一新，过后却只剩下史料价值。例如四五天安门诗歌，悲号怒吼于当时，亦少经典于后世。甚至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积极用世者以新的时代话语入诗的急就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渐成明日黄花。但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仅具即时性，不具永恒性，并不妨碍这些诗歌的存在价值。
与以谀上取胜相映成趣的是以犯禁取胜。“其实犯禁的价值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张远山等：《齐人物论》）但是，如果这禁忌的消亡，也有一分犯禁之作的挑战之功，则诗人应该是不惜牺牲作品的永恒性，而乐观其与禁忌偕亡的。
遥望新大陆
？ 傅国涌
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说，在美国国会大厦里悬挂着一张巨幅油画，画面上开国元勋济济一堂，那是美国的开国大典。油画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记载了华盛顿向国会交出军权那简单而动人的一幕，华盛顿说：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
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这个仪式如此简单，却如此庄严。它不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也感动了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当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泪水。两百多年后，我每一次读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相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从中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中国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仪式结束后，华盛顿沿着波托玛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园，重新开始与牛马为伍的田园生活。几百年来，他家门前的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仿佛还记着他两度应召为国服务、两度沿着这条河流回家的身影。
无论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刻，还是今天，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没有华盛顿领导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国。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陆十三个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决定把军权授予四十四岁的华盛顿，以便通过战斗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那一刻，大陆会议并无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充其量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华盛顿受命以后，历经千辛万苦，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在1783年使这块新大陆赢得了自由。这个时候战功赫赫的华盛顿无疑是举国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谢绝了黄袍加身的提议，功成身退，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庄园，过起独立战争以前的生活。临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亲自解散了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军队。当他确知国会没有钱可以遣散他的将士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八年戎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将士们面前，告诉他们美国真的没有钱，大家就此回家做个好公民。这些第一代美国公民无条件地服从了他们崇敬的统帅最后一道命令。
四年以后（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年），由华盛顿主持的制宪会议成功地制定了美国宪法。华盛顿众望所归，无可争议地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选产生的国家元首。那时离独立战争已六年，离《独立宣言》发表已十三年了。
此后，华盛顿虽然勉强接受并连任了一届总统，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连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当了八年总统以后，在国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演说：
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规定。……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其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对之负有神圣的履行义务。人民有权力和权利来建立政府，可这一观念是以每人有义务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效劳国家已经四十五载，我希望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对于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退休之后，能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就像他当初率军苦战八年、赢得胜利之后解甲归田一样，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园。在一个到处还是国王、君主、世袭制的世界，华盛顿毅然选择放弃权力，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从而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也为全人类树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
这一年华盛顿只有六十四岁。1799年12月24日，他在自己的庄园安然去世。作为美国国父、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人格风范将成为一切政治家永远的楷模。
无论是出现在那幅画面中，还是没有出现的美国开国先辈，都将永远受到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缅怀。华盛顿不是孤立的一个巨人，和他一同站立起来的是一群只能让我们仰望的巨人，如杰佛逊、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威尔逊等，他们是一群永远闪耀着光芒的星辰，否则我们无法想像这块新大陆上怎么会诞生华盛顿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人。
这些美国的开国先辈们包括了商人、银行家、律师、种植园主、政务要人，他们既是一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深信，政府权力必定来源于人民，这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所阐明的，《权利法案》就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圣经，但他们对人性的不完善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设计新制度时，他们权衡的首先是利益，而不是试图通过人的道德完善、良心发现来解决问题。他们了解人类的种种缺陷，相信只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才是可靠的保障。他们的精神源头首先是洛克等十七世纪英国共和主义思想，同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以来一切有关“平衡的政府”的思想。经过反复的思考、辩论，他们创造了各种利益集团、阶级、派系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能相互制约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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