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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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说过，唐德刚先生在评价胡适时没有以感情代替理智，现在也许应该对这话有所修正。唐先生不因与胡适交情深厚便放弃对胡适的批评，这是不以感情代替理智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他以一己的生存体验来代替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价值的客观理智的分析研究，又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的倾向，并最终在对胡适的评价中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不过，唐德刚先生确实是由衷地敬重胡适的。在《胡适杂忆》中，他一方面指出胡适崇尚美国价值的“谬误”，另一方面又时时淡化胡适与美国的精神联系，淡化美国对胡适的思想影响。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是，胡适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胡适谦和宽容的处世方式，主要是因为美国文化的陶冶，也是他所毕生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立身处世方面的表现。然而，唐德刚先生对此却大声说“不”。他极力强调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胡适人格的塑造：“胡适之先生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胡适“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胡适是拒绝宗教的，对一切宗教都不认可。他虽钟情于西洋文明，但却并不接受基督教。而唐先生以此为由，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谓“全盘西化”是胡适的名言，人们的毁之誉之，都往往与这句话相连。而唐先生却要塑造一个“全盘反西化”的胡适形象。唐先生的逻辑是，既然西洋文明便是基督教文明，那不认可基督教的胡适，也就可说是在整体上拒绝西洋文明的。唐先生在这里大胆地偷换了概念。西洋文明虽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基督教文明，但“基督教”与“基督教文明”却并不是一回事，这正像种子与果实不是一回事一样。胡适不认可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却崇尚基督教文明，也就像一个人不吃西瓜子却大啖西瓜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理喻的。唐先生淡化西洋文明对胡适的影响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的作用，本意该是为胡适辩冤白谤，但却不知不觉间构成了对胡适价值的整体否定。试想，一个全盘反西洋文明的胡适，一个“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的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还有什么价值？还怎么能同时又是唐先生所谓的“开文化新运”的大师？
说起来，唐先生这类人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很“尴尬”的。说他肯定“义和团”和憎恶美国及美国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吧，他的“国”又分明是美国。如果说爱国主义是值得称道的，那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唐先生，应该爱的是这个他已列籍其中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说，唐先生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爱国主义，但唐先生这种人对祖国文化的爱，正像他对西洋文化的恨一样，都是不足国人介意的。读唐先生那些对美国切齿痛恨的文字，我每每不解：一个人如何能够怀着对一个国家的如此仇恨而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呢？如果你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也无由离去，那你当然只能咬紧牙关忍受。但唐先生这类人的情形显然并不如此。大陆、台湾、香港，他都有可能选择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地。如果他实在不愿回到祖国，生活在同胞中间，他也可以谋求到美国以外的外国立足，他唐先生终于哪儿也不去，就这样怀着对美国的仇恨，在美国年复一年地生活下来，并且还要加入美国籍，让子子孙孙都成为美国人，这是否意味着，在唐先生心目中，美国虽不好，但毕竟是最不坏的选择呢？
唐先生的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也是有代表性的，它在新一代的留美人士身上也有遗传。朱学勤先生把这类人称为“出国爱国者”。他们的特征是：挣美国的钱，享受美国的牛奶面包和自由民主，再用汉语向祖国同胞发泄对美国的仇恨。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海燕与凤凰
？ 苍 耳
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高尔基的《海燕》是我背得滚瓜烂熟的所谓文学名篇之一。尽管我根本没见过真实的海燕是个啥模样，但因为有了《海燕》，它在我和我的同代人心中变得崇高无比，它成了呼唤“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革命者”的代名词，而“那些海鸥呀”和“肥胖的企鹅”则是可耻的，龌龊的。那时候我在一所乡镇中学读书，镇上的一位同学曾偷偷借给我一本很破的诗集，没有封面，中间还掉了好几页。原来是郭沫若的《女神》。可我翻来翻去也看不进去，那种诗我可是从来没见过。比如，那著名长诗《凤凰涅癱》和《天狗》我一点也搞不懂。堂哥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郭沫若自己也说应该全部烧掉。我当时感到很惊愕，后来才知道他说的那“全部烧掉”还真有点根据。不过《女神》在当时是被禁的，而《海燕》则是进入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成了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生动教材。
“文革”中发生的这一幕颇有点滑稽。“凤凰”比之“海燕”来得更彻底，它在烈火中毁灭又再生，真正是具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脱胎换骨精神。但“凤凰”还是比不上“海燕”，或者说它被“海燕”
又“革”了一次“命”，却一时无法“再生”出来。这也许就是话语霸权中还有更大霸权的情形。当它们互“吃”或通“吃”时，可能正是这种话语霸权到达混乱的顶峰并开始衰落的征兆。
对高尔基我了解不多，这个老头干过一些好事，但他视察索洛维茨岛这个关押政治犯的人间地狱后，回到莫斯科却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不能不让人对这个“海燕”昧良心说黑话感到震惊。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当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的消息传来，岛上的犯人一个个兴高采烈，相信并指望高尔基在了解他们的苦难后会拯救他们，有人甚至大声背诵起《海燕》来。但他们到死也没有读懂“海燕”。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在高尔基参观儿童教养院时突然开口说：“高尔基爷爷，你看见的全是假的。”接着孩子揭露了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在饭里撒上石灰等等真相。但他决没有“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幸运。等高尔基的船一离开，他就被枪毙了。但这一切，被高尔基身后一个年轻的随从所目击，他后来写下描述真相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他就是索尔仁尼琴。
郭沫若各方面的情形与高尔基颇有些相似。郭沫若的“凤凰”可以称之为“东方的海燕”，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海燕”和“凤凰”是二十世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形象代码，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作为一种红色情结系于潜层心理的结构之中。至少对当代中国学界而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凤凰涅癱”情结一直没有得到省察和追究。这种情结的核心就是“毁灭/再生”和“再毁灭/再再生”，兑换成当时的政治流行语就是“改造/新生”、“不断改造/不断新生”。
应该讲，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经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革命，传入中国后从五四直到“文革”，可以说“修炼”到了“凤凰涅癱”的最高境界：不是历经一次毁灭再生，而是要不断毁灭再生。所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每十年来一次”，以及对个体强调“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断“改造世界观”，
不断“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是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凤凰涅癱”情结的巨大能量的释放。尽管我们说，郭沫若写《凤凰涅癱》有当时的具体偶然因素和背景，比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这里有一种对过去的忏悔心态，但是，它无形中成为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宣言书式的作品，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政治思想倾向的预言和概括，则可能是郭沫若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这种激进主义的时髦表述就是“不断革命”，它与“凤凰涅癱”的情结相对应。“革命”无非是两种：“革他命”与“革己命”。“革他命”类似“天狗”吞“月”，“革己命”类似“凤凰”自焚。但在“革命逻辑”里，二者从来是无法分开的，往往是绕了一个喜剧式的怪圈，掺进了令历史老人难堪的反讽意味。
最典型的是，1966年4月郭沫若在会上的公开表态：“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境不妙，“革命”已烧到自己的“眉毛”了。“改造灵魂”的口号不知喊过多少次，而一旦“香木采集”好了，堆到自己的脚下要“革己命”，他内心是不是有些恐惧和惊慌呢？这次公开表态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之后不久，郭沫若申辩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因为“烧掉”合乎“凤凰涅癱”的“革命”逻辑，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些话完全是出于“聪明”和“亡羊补牢”的策略，甚至认为是一种逢场作戏。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郭沫若说这话也许正是源自内心深处那个“凤凰涅癱”的情结。历史中的人往往亦真亦假，连郭沫若也未必识得自己的真面目。
不知1966年的郭沫若是否想到过，他在1948年写的那篇专事打棍子、“革他命”的“奇文”《斥反动文艺》来。在他的“反动文艺”大网篮里，各色皆有，黑色的萧乾，蓝色的朱光潜，桃红色的沈从文，等等。在该文中，郭沫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气势汹汹地写道：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御用”这个词，几乎成了对建国后的郭沫若自己的绝妙反讽和谶语。他后来写的诸如肉麻吹捧江青等的诗词，以及专著《李白与杜甫》，成了“御用”这个词的最好注解。他实在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他就处在当年他打击“黑色反动文艺”矛头所指的位置。当年萧乾为此写下《拟J。马萨里克遗书》，后来被划成“右派”；沈从文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度试图自杀，被迫搁笔数十年；朱光潜反省自己，痛悔过去，开始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过，远在“文革”爆发的前几年，郭沫若两个上大学的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就因“思想越轨”问题而倒霉。郭世英在1963年即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经周恩来过问，被“宽大”地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了军的郭民英于1967年4月开枪自杀身亡，而郭世英在1968年4月19日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当天，郭沫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他原本可�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