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一部关于建国的纪实文学-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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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两侧有射孔，车顶上还堆着沙袋，伸出枪口、炮口。咱们哪见过这东西呀，子弹打上去像弹脑门儿似的，它却一路轰击、扫射，向前后左右，特别是左右两侧，倾泻火力。前边车厢已到孟家屯团指挥所了，后边车头还在3营前沿阵地以外，一下子就把3营的防线撕开、隔断了。另两路敌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一路从3营与38团的结合部突破，一路从7连、8连之间揳入，将7连包围了。
7连9班被包围在个土窑上，班长姜新良带着8个战士，守在上面。装甲车火力掩护，约一个营的敌人攻了7次，都被打了下来。姜新良指挥大家，远了枪打，近了手榴弹炸，敌人打炮就躲进窖洞里。战后他被提为排长，那人也真够格。
7连连长阎春宝驳壳枪子弹打光了，敌人冲到阵地前了，来不及换弹匣，抓起包炸药就往上冲。通信员见了，一把夺下，一把拉开导火索，冲向敌群。
8连连长魏修堤和战士，也用炸药炸毁两辆装甲车。
连连长都抓起炸药包，你想那仗打到了什么份上？
班自为战，排自为战，两面作战，四面受敌。许多阵地火炮没了用场，有时子弹都会打到自己人，双方就投手榴弹、拼刺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轻伤不下火线，人在阵地在——战前动员，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寸土不丢”。
天黑了，从8连方向突破的一股敌人，摸到了营部的院子。正在3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杨针，抓过一支卡宾枪，喊声“跟我冲”。几个敌人刚进大门，杨副团长一梭子扫过去，后边手枪、冲锋枪和手榴弹，也向大门和篱笆外的敌人打砸过去，一鼓作气追打到8连阵地。这支由副团长、政治处副主任、营长、教导员、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组成的队伍，成了3营的“总预备队”，把8连、7连丢失的阵地夺了回来，重新巩固了防线。
15号晚上，打得最惨烈的是1连。
1连坚守在观音堂及以西一带，是1营阵地的门户。敌人突入1营、2营阵地后，突前的1连阵地守住了，就可从背后包抄敌人。如果守不住，敌人就会从右翼迂回，一直打到团指挥所。
团长张景耀将团里10门迫击炮配属1营，支援1连。我说光有炮不行，又调去4挺重机枪。
敌人由一个营增加到两个，不到1小时工夫，发起6次冲锋。村头3班阵地被突破了，连长马连喜带2排冲过去，嘁里咔嚓拼起刺刀，把敌人推了出去。
这边突破口封住了，那边又突破了。在1连指挥战斗的副营长吕连杰负伤了，连长、指导员负伤了，正副排长都负伤了。一条胳膊被炸断的指导员邱振亚，战场上几次宣布立功的30多人，生前死后入党的20多人。战争年代，战场上可以随时宣布给谁立功、火线入党。
副连长于新球带个班，守在个地主大院里，死战不退。于新球3次负伤，两次重伤，仍指挥战斗，直至牺牲。战后我们去看，打进大院里没炸的88式掷弹筒炮弹，就有30多发。
离休前为桂林陆军学院院长的马声儒老人，当时是15师作战科参谋。
老人说：
丰台一仗，38团伤亡380多人，39团伤亡一半，37团政委张同新都牺牲了，有的连打剩几个人、十几个人。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这话没错。可若没有外围丰台这场血战，还有张家口战役、天津战役，傅作义会那么老实地让出北平吗？
李维英老人说：
我们这些5纵老兵，一唠起丰台，我这个当年的宣传科长，就想喊“战士万岁”——不是我们通常称士兵为“战士”的那种战士，而是所有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军人都是战士，都是万岁、不朽的。
丰台一战，我们5纵这个四野的小兄弟，威名大振。
8天后，在涿县，周恩来副主席表扬5纵，说我们一个纵队完成了两个纵队的任务。
第六章 虎啸津门（1）：四野名将录
上世纪40年代末的天津城，南北长25里左右，东西窄处不及10里，从空中鸟瞰就像个巨大的脚印，嵌在华北平原东北部的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
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帝国主义几度入侵，战火都止于天津城30里之外，或者擦边而过。可这次，这座华北古城、名城，注定是躲不过了。
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无险可依，日军占领期间，曾在城内外交通要道修筑许多碉堡。内战开始后，随着东北战事吃紧，天津大兴土木，拨巨款修筑工事。
城内各种碉堡星罗棋布，达700多个。后来在巷战中起了重要支撑作用的坚固建筑物，更是难以数计。
城外一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一道84里长的环城碉堡工事线，还有环城铁丝网、电网、鹿砦、雷区，一层层把座天津城围裹得严严实实。为了扫清射界，同时防止对手依托、利用，又在城郊纵火焚村，宜兴埠一带大火冲天，千数人家无家可归。
在一片哭天嚎地声中，这座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堡垒。
用津塘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讲，是“大天津堡垒化”。
“东北虎”呼啸扑打，29小时将其拿下。
一、实话实说
——“四野名将录”之二
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埂上又一枚地雷被踏响了，随风送来几声断续的喊叫。
7纵司令邓华，深入塘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2、7、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旁，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1948年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的电报中的一段话。
一个“最重要”已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前后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
12月21日24时，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致使52军万把人从海上逃掉，毛泽东批评“是个不小的失着”，对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
12月23日，7纵20师和21师，在纵队和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可步兵一无工事，二无地形地物可利用，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1千多人。
24日，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同样伤亡惨重。
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
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他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的了。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未置可否，只增调个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第六章 虎啸津门（2）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战后总结，*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等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
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是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
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辽沈战役，*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又想转身回头去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
那么，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打出个什么结果？像所谓的“四平大捷”一样，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增加稍许嚣张气焰，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可那些攻坚勇士的鲜血呢？在四平已经交了一次学费，在塘沽还要交第二次吗？
有人说那学费已经交了。既然明知地形不利，邓华就该及早建议，而不是两次攻击受挫后再说“不”。
有人说这已经够难为邓华的了。那是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是盯住不放的“最重要”的决策点之一。邓华只是个纵队司令，他这样做，那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而依邓华的性格，即便*、毛泽东对他说“不”，无论压力多大，也会继续“不”下去的。
邓华这个人“很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湖南郴县人邓华，中上个头，瘦削精干，平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决策果断，决心硬朗，看得准，打得狠。对同志批评很严厉，对上从无恭维之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住个连以上军官。结果，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知己知彼，那“不”说得就硬气，有理有据有底气。
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 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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