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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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大腕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而弱势群体因为组织起来费用高得他们往往承担不起，同时他们自身也的确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比较涣散，所以，很少能雇得起有很大话语权力的经济学家。这个局面与在诉讼案中视多少钱请什么样的律师很类似。所以，如果听凭所谓“思想市场”的调节，最后还是会造成话语权力的越来越不平等。
所以，这里也有政府调控的余地：一方面，对于政府经济学家，政府要对他们有所要求，即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下，政府经济学家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掌控的媒体，要有意识地为这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或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留出说话的空间，以作为这个社会内在稳定器及调节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学界目前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种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也必须打破。在中国经济学界内部营造一个有利于竞争而非垄断的环境也很重要。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知道，让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参与到竞争中而非搞压倒性话语霸权对于主流自身完善自身的体系也非常重要。这方面，萨缪尔森可充当一个反面教材。1968年，萨氏在其《经济学》第九版中嘲笑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加尔布雷思说：“不是经济学家的人过分重视了加尔布雷思……在他所写的东西中，基本上没有可供博士论文或学会会刊论文作为验证和调查的对象的命题。”然而，仅仅三年后，加尔布雷思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而萨氏也被迫在以后各版《经济学》教科书中修改了对加尔布雷思不公平的字眼。
四、 更长远的考虑
政府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经济学界自身反对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仅仅能保证中国经济学家不会以私利妨害公利。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真要对转型期的中国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那么，经济学家还最好有更长远的考虑。
首先，我想说明，这种更长远的考虑不是说要经济学家“无私奉献”——这本身是很不经济学的话言，而是说经济学家更好地保守住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转型期中国整体利益。
转型过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道格拉斯·诺斯曾研究认为，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态度取决于支持变迁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但因为不同收入阶层对于制度消费的贴现率不同，所以，收入较低阶层往往看到眼前，而收入较高阶层才更看重较远的预期。以此标准，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总体上属于这个社会中收入较高阶层，所以，要有更长远的眼光。
转型期中国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各利益集团的发育很不平衡，所以，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而改革又是一个重新分配交易资源以及各利益集团争相抢夺其中最大份额的过程，所以，社会中强势集团当然会抢到比弱势集团大得多得多的一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实质性原因。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强势集团以及为之服务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则完全有可能因为收入差距突破人口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所能承受的底线，导致社会出现动乱，这时，强势集团及附着其上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很难再保守住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是出于自利的需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应该学会让步，并鼓动他们所服务的强势集团让步，使得这个社会上弱势群体能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质性好处。或者干脆暂时“高尚一把”，也站到弱势群体这边说说话。说到底，这还不是经济学家“良心不良心”、“道德不道德”问题，恰是经济学家自身长远利益之所在。因为只有使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形成制衡的局面，从而使民主能实在地建立在这种利益集团相互擎制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所谓“全体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才能确保国家能走出反复治乱的循环之中，也才能真正保持住经济学家自身的利益。
在结束我的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前，我想说明一点：尽管本文也涉及到了一些个案，但绝不针对任何个人。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闲话《闲话扬州》
？ 吴锡平
不久前闲逛书店，偶尔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安徽黄山书社1993年版的《闲话扬州》，翻读之后，感慨系之。
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了解或者对这本书感兴趣了，但就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在六十年前的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文坛的轩然大波。
《闲话扬州》的作者易君左（1899～1972），字敬斋，笔名意园等，湖南汉寿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作品除《闲话扬州》外，尚有《西子湖边》、《江山素描》、《杜甫传》、《中国文学史》等60余种。三十年代初，江苏省会设在镇江，湖南沅陵人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一二·八”事变后，江苏省级机关一度疏散，易君左随教育厅的一部分人暂时迁移扬州，住在扬州南门街。扬州清秀雅致的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引起了易君左的兴趣。他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大量阅读关于扬州的笔记文稿和历代地方史志，一面纵情游览，仅平山堂一处，他就游览过二十多次，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歌和小品文。回到镇江后，易君左根据客居扬州的见闻，兼之查阅的文史资料，写成了《闲话扬州》，由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问世。
客观地说，《闲话扬州》是一部风情游记，文史兼顾，笔调优美，但问题就出在该书的“扬州人的生活”一节。作者易君左在这一节里，因为说了些“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之类的闲话，激起了扬州人的公愤。以妇女界领袖郭坚忍为代表，扬州人组成声势浩大的“究易团”，声讨、抗议、告状，搅得易君左惶惶不可终日。直至最后，扬州妇女界将易君左告上镇江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易君左慑于扬州人民的浩大声势，未敢到庭。第二次开庭，易君左来了，神情沮丧，被带入被告席，忽有人高呼：“揍易君左这个杂种！”庭外喊打声不绝于耳，吓得易君左面无人色。后来，地方名士王茂如出面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易君左公开向扬州人民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八百元；二、中华书局销毁扬州《闲话扬州》版本。易君左公开在《民意日报》上道歉，离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之职。易君左的道歉启事全文如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商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君左已辞去现职，以明歉意，并致谢忱。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一部书稿在全国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并且最后竟以一场官司收场，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想想现今“笔墨官司法院打”的现象觉得似乎是有来由和历史的。
我不是扬州人，但自1992年负笈来扬，至今已客居七年，将一生中最精彩的大学时光消磨于此，加之所学专业与扬州多有牵涉，因此，关于扬州，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灯下细读《闲话扬州》，我并不以为它有何“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格”之处。易君左不过是以一个“异乡人”（湖南人）的身份，一个文人的视角审视了扬州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文环境，充其量说是一个异乡人眼里的扬州。扬州人非但不能接受，还群起而伐之，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扬州人的“气量”了。正如鲁迅先生写了《阿Q正传》，我们不能认为鲁迅先生就是亵渎了中华文化，污蔑了中国人的人格一样。这种文化上的引喻和比附完全是一种风马牛式的战斗精神。倘若不是地方文化保护主义作祟，那么就完全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文化盲动行为。如果易君左只是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地记叙一些扬州风物，说一些柔靡艳丽的话，那么此书不成了“扬州风物志”之类的技术性读物了吗？若删除这些“闲话”，作为散文小品，其人文精神又栖于何处？
历史上扬州曾历尽繁华，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扬州并未因此而生发出博大包容的文化胸襟，相反，越来越走向偏狭与自闭。其作为城池文化因循守旧的劣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易君左一部薄薄的《闲话扬州》所能概括的。朱自清、郁达夫这样的文坛大家，同样也在自己的散文中对扬州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颇有微词。朱自清先生在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中，谈到曹聚仁先生的《说扬州》一文时，说：“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么美感。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现在盐务也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的小城。可是一般人还是忘其所以，他们耍气派，自以为是，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真是所谓‘夜郎自大’了。扬州人有‘扬虚子’的名字，这个‘虚子’有两种意思，一是大惊小怪，一是以少报多；总而言之，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但《闲话扬州》这桩公案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除了放任不羁的文人会多少收敛一下自己之外，一些出版社似乎也因此而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的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章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
如今，这令人沉重的一页已经翻过去。扬州已经站在了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扬州人也已走出了“虚子”的话语人格，走向了具有多向度的精明求实和创新进取，其胸襟和气魄已远非过去能比。在今日宽松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扬州也已经找到了文化的脉络与正确走向，其城市素质和涵养也比以前大大深厚和开阔。相信历史上由《闲话扬州》而引发的风波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新诗集
——《俯瞰人间》读后
？ 周溯源
上个世纪末我主编的《历代忧国忧民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选取了历史上数百首杰出的忧患诗词予以赏析，当我为书中的忧患诗情所打动久久不能平静，同时盼望新世纪有新的忧患诗作问世之际，诗人、乡友田海给我寄来了他刚出版的新诗集《俯瞰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细细品来，共鸣顿生，我高兴地发现这是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新诗集。
《俯瞰人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哲理篇”，收长篇哲理诗《俯瞰人间——优势论》，堪称“大写意”；第二部分是“叙事篇”，收四篇叙事诗：《打工》、《摆摊》、《父与子》、《银杏村纪事》，宛如“工笔画”。无论是哲理诗，还是叙事诗，是“大写意”，还是“工笔画”，莫不情景交融，情理交融，给人以美的愉悦，情的陶冶，理的启迪，让人聆听忧患的警钟。
《俯瞰人间——优势论》是诗人献给新世纪、献给所有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人们的一首长篇哲理诗，运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是“大写意”。诗人站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间长河与人类竞争的空间进程的交汇口，回观人类漫长而雄浑的竞争历史，审视古往今来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用凝炼的语言揭示了诸多哲理。诗中富含人文关怀，对充满战争斗杀的历史发生感慨：“亲情无限啊亲情无限，让人心颤又让人心酸。太多的搏杀，太多的仇斗，仿佛要将世界撕成碎片。”然而，“有谁愿将身躯交付镣铐？有谁愿将心灵交付锁链？有谁愿将翅膀交付囚笼？有谁愿将呼唤交付浓烟？有谁眷恋地狱拒绝天堂？有谁选择屈辱放弃尊严？有谁追求困窘排斥富有？有谁采撷卑微躲避伟岸？”一组设问，体现了诗人对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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