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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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澧 人
学界新论 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启 良
学界新论 关于周扬的思考 叶 凯
其人其事 说钱穆 林 谷
其人其事 木皮散客贾凫西 李木生
其人其事 另一个周作人 傅国涌
经济广角 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卢周来
书屋品茗 闲话《闲话扬州》 吴锡平
书屋品茗 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新诗集 周溯源
书屋品茗 跨时代人物的记录截断 刘洪波
书屋品茗 火中取栗的人 周 晗
书屋品茗 暧昧的缱绻 翟业军
教育论坛 大学之魂 肖雪慧
教育论坛 质疑创新教育 刘铁芳
旧事新解 伤感的旅途 苗雪原
说长论短 《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之我见 林志坚
说长论短 两个女名人和同一个构思 刘川鄂
说长论短 也说有“深度”的“思想” 程亚林
说长论短 自由之辨与辩 驿 桥
专栏集萃 雪尘语画（之三） 张 渝
专栏集萃 念楼小抄（之四）钟叔河 文
何立伟 画
藏书史话 世治藏于国 徐 雁
错读儒林 衙门这碗饭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灯下随笔“良心”与“收银机” 章 明
灯下随笔 汲纳几丝文气 马霁鸿
封 二 向 秀黄永厚文画
封 三 明瓷碗 田 原文
《书屋》2001年第十一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澧 人《书屋》杂志向来鼓励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文章既可同时亮相，又可先后登场。此种争鸣，非但有助于究明学理，抑且能增加文坛掌故，何乐而不为？
通过批评他人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博学和深刻，本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文人心态，中国如此，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们常说“文人相轻”，似乎带有某种贬义，其实“文人相轻”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盲目的贬低别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显然属于他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不足取的，于己也十分不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充足的底气和理据击中他人的要害，挑剔的读者也能感到批评者胸中确有诗书。如此“轻”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学术争鸣当出于“不得不争”。换句话说，争鸣要围绕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而展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可不必理会了；且动笔之前，也最好将他人的作品在心中反复沉淀几次，以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将创造性见解当作昏言乱语来批判，这种事情在文坛上发生过不少，说来不免痛心。在学术史上，人们倾向于把强使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当作再好不过的事情，只有通过长期的博弈才能使各方相对妥协下来，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好处。因此，平等的发表意见便格外重要。
《书屋》提倡争鸣，但也不是说争论越多越好，更不意味着去刻意制造一些事端。如果读者从《书屋》中听不到一些争论的声音，自然感到有些平淡，可是如果吵声太大，只怕也会头晕目眩。究竟把争论的声音调节到多少“分贝”才有利于大家的身心，是我们编辑部经常思考的问题。
《六家文选》是叶出自清内府藏北宋崇宁五年（一一○六年）广都裴氏刊本，有“乾隆御览之宝”字样。《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即是据此本翻雕者。《四部丛刊》有影宋本。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存世最早刻本为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所刊（已残）。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五○一至五三一年）招引文臣共同编选成书，凡三十卷。选辑了自东周至南朝梁代初年一百三十余位文人的赋、诗、文七百余篇。
古谚有“《文选》熟，秀才半”之说，自隋代起逐渐蔚成《文选》之学。
所谓“五臣注”，是指唐玄宗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位文臣所作《文选》注释；所谓“六家”，则是合此前唐高宗显庆年间李善所注《文选》于一书的缘故。宋代人始将唐人二注合刊为一书，是为《六臣注文选》。此后先后有南宋孝宗淳熙年尤袤刊本，明汲古阁毛晋刊本。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淳熙本重刻本，是本附刊有《考异》十卷，受到后人重视。乃后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一九七七年有中华书句印本，一九八六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皆是。点校本附录有篇目和著作者索引，阅读和查考最便。
（徐 雁 文）
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 启 良
引 言
时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亦遭到了相当严重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致使他们遭受歧视和迫害的社会环境又正是他们自己参与营造的，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余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好作伤痕文章，尤其对于反右斗争和十年“文革”痛心疾首，却很少有人认真地作过反思，当时政治氛围的营造，知识分子自己起过何种作用。最近几年，学界更是喜欢在几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身上作文章，认为像冯友兰、郭沫若、周扬这样一些亲近或屈从权力而不能维护自己的主体人格的知识分子，乃是由于为人的境界不高，或者说是迫于权力的高压而不得不以良知的泯灭为代价。愚以为，此种认识是欠于深思的。第一，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而且正是因为他们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才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护住自己的主体人格。第二，权力系统和权力话语虽然对于知识分子自主精神的沦失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则是他们主观选择的，体现的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如果说权力系统和权力话语对他们的身心构成了伤害，那么这一伤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因之，思考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实乃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史课题，远非道德诘问或对权力的批评所能替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虽属当代课题，但其渊源却在传统社会。本文的旨趣就在于通过对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的分析，看看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是如何处在一种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以及由之而塑成他们特有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样一种思想史的解答，或许有助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认识。
上 篇
何谓“知识分子”？按照近代西方学者和近年华人学者的理解，知识分子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即可理解为有知识有文化和有某种技术专长的人，而狭义的知识分子仅指那些对社会对人生抱有关怀意识的文化人，前者主要是“科技知识分子”，后者则为“人文知识分子”。尽管这二者有相互混淆和叠合的关系，但是作此区别则是必要的，尤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型的；第二，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特征主要渊源于传统的人文理性。或者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比起科技知识分子来要大得多。而且，我们今天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也主要是就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说的：“尽管这两个界定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与主干无疑是后者。这一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活动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人，一般地说，是长于思考和批判的特点。因为与实际工作者相比，他们较少接触社会的实际，这使得他们思维有较大的超越性，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常常超出专业范围，思考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对于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1〕
如果上述区分不谬，那么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两点认识：一，中国的读书人是最具知识分子之特征的，相比于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他们对社会的关怀意识最为强烈；二，相比于别的民族，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的时间最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既具影响又具特点的社会群体。
上述两个特点的形成又是同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有关的。
中国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甚至可以从伏羲氏作八卦写起，但是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则是在西周初年。〔2〕是时，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经过了一场具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即由自然宗教转化为伦理宗教，由尚力的时代转为尚德的时代。这样一场变革，实质上就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的开端，亦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突破”。但是，同是一场文化革命，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文明模式的发展之路。具体说即是：由自然宗教转化而来的伦理宗教，在其他民族表现为人类个体的德性修养，所要解决的是横向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生命个体的灵魂安顿问题。而在中国，所兴起的伦理宗教对生死问题和社会的普遍伦理问题不甚关注，而是将其思想的重点放在国家政治之一域，从而将政治伦理化和神学化。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区别，中国才没有产生像犹太教和佛教那样的宗教。
西周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一是上文所说的将政治伦理化和神学化，二是礼乐制度的建立。严格说来，这二者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需要将政治伦理化的。反过来理解，道理也是这样。甚至可说，将政治伦理化实则是对等级秩序的否定。因为，将政治行为赋予道德的理解，事实上也就等于否定礼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毕竟不是这二者相互冲突的结果，而是由等级制度之本身造成的。西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并配以严格的礼乐制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等级制度之本身无法解决的，即贵族集团随着时间的绵延，下级贵族的人数越来越多，待遇越来越差，这样势必瓦解原有的等级结构。再者，西周的等级制又是同封建制联系在一起的，封建诸侯在各自的领地上，天高皇帝远，既可以独霸一方，又可以忽视礼乐制度的存在而僭越礼制，其结果便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便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前身是西周等级制度中的士。西周的等级制度犹如一座金字塔，贵贱等级分明，但从大体上说，又只有贵族和平民两大分层。贵族是国人、君子；平民是野人、小人。所谓国野之别，也就是治者与受治者的差别。相对于平民，贵族为社会的统治集团，但贵族集团内部，仍有贵贱尊卑的差别。贵族分五等，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也就是说，士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在礼乐制度未曾崩坏的西周，士一方面地位低微，仅仅作为寄生阶层而由社会供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属于贵族，所以可以接受教育，有平民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当时的教育由天子或诸侯控制，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同时也是教育制度的大变革，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等级制度的瓦解和教育制度的变革，结果之一便是社会上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一新兴的阶层仍然称作士，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从原来的士阶层转化过来的，但是毕竟同西周礼乐制度中的士不是一回事。大体而言，如下几点区别则是明显的；一，西周的士尽管也习文，但其主要的身分则是武士；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主要是文士，不再将打仗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能。〔3〕二，西周的士仅仅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则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受过教育的平民同样可以作为士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三，西周的士由于受等级制度的限制，对社会现实很少关心，或者说没有关心的可能；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仅关心和参与政治，而且以“王者师”的社会角色而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四，西周的士虽为贵族等级，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对社会发展亦无多大影响；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他们最为活跃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时代。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史籍所载多矣，亦为现代人所熟知，本文无需再作现象的描述，只是想作进一步的究问：为何春秋战国（而且也只有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如此活跃，会以“王者师”的身分自居，且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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