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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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当指隆安三年。《宋书·自序》记“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晋书·孙恩传》亦记“子恭死，孙泰传其术”。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恐怕是时间倒错，不足为信。
杜子恭之子杜该，事迹不详。杜该下一辈杜运，杜运子杜道鞠，一为刘毅参军，一为扬州从事，年代在刘裕、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由此可断，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卢循的活动，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刘裕争取过来。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以减孙恩、卢循之势。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在孙、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惟其如此，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自此以后，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
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主要是藉道教流传立说。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①，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
① 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晋未朝廷之佛教”一节。
① 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本题采陈寅恪先生见解及所用资料，还有数处，不备注。
② 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附录二《道及道教》诸条。陈氏谓汉晋间观念，道即道术，而道术又称法术。
① 释慧皎强调佛门与道士虽均有神异之事，但不相同。其论曰：“若其夸街方 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籍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 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为异乎？”见《高僧传》卷一○。此中点睛之笔， 是责备道教“左道乱时”。佛教徒攻击道教的文章，多有此论点。
② 据《真诰》卷一九《叙录》，道教上清经籍盖魏夫人于兴宁二年（364年） 降真，由杨羲、许谧（许长史）、许翙（许掾）等人写出。许翙子许黄民 （许丞）收集历岁，于元兴三年（404年）奉经入剡，时人多加崇敬，钱唐 人社道鞠数相招致。刘宋以后，经籍始渐传布云云。关于此问题，可参看 前揭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第二九页《道经传授表》以及相关文字。
③ 《弘明集》卷八。
① “旬日”有误。谢玄死于太元十三年（388年）正月。至于谢灵运，据《南史》卷一九及《宋书》卷六七本传所记推之，当生于太元十年，在谢玄死前两三年，并不只于“旬日”。所以谢玄得见灵运于童稚之年，知其聪悟。不过《晋书》卷七九《谢玄传》谓玄知“灵运文藻艳逸”云云，亦不可信，因为二三岁婴儿，何来“文藻”可资判断？
② 或云“谢玄亡”当作“谢安亡”，安亡与灵运出生同年，可释上文“旬日”之疑。但是“谢安亡”又与下文“子孙难得”之意不叶。灵运为谢玄之孙，玄死其家念及子孙难得，是顺理成章；而灵运与安服属已远《灵运曾祖据，与安为兄弟），安死，灵运家似难于萌生“子孙难得”之念。或云“谢安亡”当作“谢瑍亡”。谢瑍为谢玄子，谢灵运父。作“谢瑍亡”与下“子孙难得”语相叶。但史传不载瑍亡的确切年份，终难定案。
③ 黄生《义府》卷下谓“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为治”，并引《异苑》此条为证。据《字诂义府合按》本。
① 杜明师，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其人就是杜昺，也就是杜炅、杜子恭。据云昺字犯李渊父讳，唐人改写为炅，又别作炯。杜子恭以字行，当即此故。本书对杜明师是否即是杜子恭本人，原来未作断语。谢文学先生函示上述高见，并寄赠大作，谨致谢忱。又，据《说文》、今本《玉篇》、《广韵》以及《晋书音义》，炅、炯义同，均读古迥反，当是一字异写。
① 晋人名“某产”者，“某”字若为地名，例为某地出生之人。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云云。注“荆产，王微（案当作徽）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徽）字幼仁，琅邪人。……父澄，荆州刺史。微（徽）历尚书郎、右军司马。’”《晋书》卷四三《王澄传》：澄“次子徽，右军司马。”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故名。
① 《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恩集》。从这些看来，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他也不是安于屈居里巷之辈。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借，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湛之后。卢谌好老庄，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八王之乱后期，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卢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成都王颖失败后，卢志、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所以永嘉之末，卢氏既未预司马越、王衍项城之难，又未渡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卢谌先投刘琨。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出仕后赵，死于永和六年（350年），事迹备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谌别传》以及《晋书》本传和有关《载记》。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为晚渡伦人，更无可疑。参以卢惊事迹，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
《卢谌别传》说及卢谌死后其“胡中子孙”过江之事，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根据《卢循传》，卢循为卢谌曾孙。如果史籍所谓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乃是确指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而这些人的名讳，史籍中均可考见。
据《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一三），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勋，史不著其后人。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并非巷北巷南之谓，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卢循则卢勖之孙。冯氏此说甚有理据，可以肯定。《卢循传》称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虞和《论书表》亦谓“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卢循传》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看来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胡中子孙”南来的过程。永和六年，卢谌死，正值北方大乱。卢勖、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卢勖在《晋书》中无迹可寻，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例如卢悚。他们南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卢氏族人卢悚得为徐州小吏，可能际遇较好。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卢嘏南来卜居以后，事迹无闻，以卢悚、孙泰情况度之，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①。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慧远早年在北，曾与卢嘏②“同为书生”。那时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可知卢嘏当亦如此。后来慧远欲渡江从范宣①习经，以路断不果，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时年二十一岁，当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从广州回兵北上，进据江州，曾登庐山谒见慧远，时距卢嘏、慧远同学之时，已逾半个世纪了。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社会地位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已知孙恩、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著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著旧望，或著侨居之地，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