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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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么？迅速打开公文一看，原来是二月初五日，张献忠的部队进入襄阳，俘虏襄王朱翊铭，押至西门城楼处死……
朱由检在悲恸之余，还不忘交代有关部门，按照福王的规格为襄王准备丧葬礼仪。这个襄王朱翊铭，按照辈分，是他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同一辈，属于远房叔祖一类，比他的亲叔福王朱常洵要疏远一些。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还不向他报告此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经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他的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他在向皇帝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阳）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从他所说的“忧劳病瘁”看来，他的病是心力憔悴所致，以督师辅臣名义来到湖广、四川，肩负皇帝的殷切期望，围剿张献忠等部，至今毫无成效，忧心忡忡而病倒。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出川，飞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对于这次突然袭击，张献忠布置得十分细致而周密。襄阳方面丝毫没有察觉任何迹象时，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当阳，派遣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之间的联络，自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十二名骑兵冒充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
在此之前，张献忠做了周密的策划，陆续派遣士兵化装成商人把武器混在商品当中，随车运进城中，做好攻城准备。在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爱妾高氏和军师潘独鳌，关押在襄阳监狱之中，他们暗中买通官吏，充当内应。所以二月初的攻城相当顺利。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一招，张献忠拿下襄阳就是一个案例。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襄王的次子朱常澄报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情况是这样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
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张献忠不吃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标——杀襄王而置杨嗣昌于死地，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
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杨嗣昌的预料。他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主管郧阳、襄阳的官员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讽这个官员过于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终盯住张献忠不放，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东进，他则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赶在他的前面堵截。没有料到，赶到夷陵（今宜昌）时，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愤恨、悲伤种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号啕大哭一场，这是对他最为致命的打击，最大的悲哀是：今后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体，遭受这样严重的惊吓，杨嗣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从此饮食不进。到了沙市徐家园，已经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属赶来诀别。万元吉问他：病情如何？为何不报告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心情：“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师辅臣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缢而死，有的说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杀的惊吓，终于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
远在北京皇宫的朱由检，接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对身边的大臣叹息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要他们按照内阁辅臣的礼仪安排葬礼。随即下达一道谕旨，再次强调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对他始终一贯的眷顾之情，虽然没有凯旋而归，但鞠躬尽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满了深深的惋惜、哀怜、遗憾。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从此再难寻觅杨嗣昌这样的能臣、忠臣，无怪乎他要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后恐怕难以驾驭群臣，朱由检不得不交代有关部门议定杨嗣昌的罪责。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故意援引经典，根据传统律法中“议请减赎”的原则，以“议功”的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由于指挥失当，导致二府、三州、十九县丢失，福王、襄王被杀，以功抵过，不予追究。这种特殊处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尽管舆论汹涌，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朱由检统统不予理睬，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朱由检对于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朱由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朱由检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朱由检：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检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1632），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