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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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版。　
　　刘再复、杨春时：《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南方文坛》杂志2002年第6期。　
　　《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3月7日，《参考消息》2003年3月11日转载。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杂志2003年第1期。　
　　陈嘉农（陈芳明）：《为吴浊流〈台湾连翘〉出版而写》，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7月版。　
　　陈芳明：《吴浊流与〈台湾连翘〉》，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7月版。　
后　　记　　
　　本书的写作自2001年开始准备，2002年动笔，2004年6月完成定稿。　
　　台湾文学研究正在显现出新的前景。如同本书所指涉的一些话题一样，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的形成，并非来自文学或主要不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与近年来台湾的社会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文学问题演变成为社会、历史、政治乃至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由其内在特性即文学性所决定的，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之一不可能切断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因此，本书的写作在立足于文学立场的同时，也不回避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讨论。作者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但提出这些观点的意愿在于展现和召唤对话。在学术（以及通过学术表述的政治）领域，理解的目标和共同视野的建立，只有通过对话才有可能实现。衷心期待两岸台湾文学研究方家对本书的批评。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这套丛书的主编赵遐秋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远在台湾的吕正惠先生和他指导的博士生徐秀慧女士，提供了大量资料。金坚范先生多次关心本书的进展。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于2003年4月作者赴台交流期间，驾车陪同作者参观了吴浊流的故乡新竹县新埔镇的故居、吴浊流生前曾工作和生活过的苗栗县西湖乡有关地点，以及西湖国小、云梯书院和位于西湖乡五湖村刚开馆一个月的吴浊流艺文馆，并慷慨赠送了有关资料。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先生、执教于台湾中华大学的知名画家朱丽丽女士也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贺绍俊先生赴台交流时为作者求购并赠送了远景版《亚细亚的孤儿》。刘红林女士在她主持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杂志发表了本书的有关章节。这些师友的恩惠，作者将永志于心。　　
石一宁　
　　2006年5月22日于北京通州　　　　
绪　　言　　
　　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文学理论批评界迅速升温，正在成为一门“显学”。时代语境的丕变造就了这一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激烈动荡，80年代之前处于边缘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急剧扩张，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扩张的意识形态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和统治权力结构的重组，全面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领域渗透蔓延。台湾文学界首当其冲，随着民族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加深，台湾文学当前呈现出复杂和紊乱的征象。在文学研究方面，重新解释台湾新文学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一股思潮。一些前辈作家被划为异类，打入冷宫；另一些作家则被赋予“台湾意识”启蒙者和精神导师的地位而备受推崇。以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等作品名世的吴浊流即是属于后者。他的小说不仅得到再版，而且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等小说注家蜂起，“解人”纷现。而台湾某些论者所采取的却是与文学研究的学术立场相去甚远，与政治意识形态亲密结合乃至相互指代的解释策略。　
　　在文学研究领域抑或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即有的论者对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并不过多究诘，而是通过主观意志建构对象的“真实”而树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对象在他们的眼里，是一种素材而非论据，是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阶梯。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且在某种特定的具体的条件下，其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这种研究中，真正予人深刻印象的不是对象，而是研究者本身；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对象，而是研究者的理论阐述。当然，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对象的不同解读和不同的阐释面向。然而，此种方法如果获得公认的成功，它只会发生在纯粹的艺术审美领域，而绝无可能发生在涉及研究对象的人格、政治倾向、文化身份认同等等这些涉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层面。因为后者的揭示首先要求摒除研究者的主观想象。要揭示对象与社会关系的层面，惟一正确的方法是“还原”。舍弃还原而“主题先行”、预设结论，这已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意识形态策略和政治权术了。近年来台湾岛内的吴浊流研究中，这种意识形态泛化和政治操作已成为一种触目的现象，甚至已成为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行世的后果之一，即是解构了真实的吴浊流。　
　　本书作者不敢以注家和解人自居，但本书的写作性质必定提出类似角色的要求。作者无意去维护一种以往的或既定的结论，也无意去发明或附和一种新的阐述。如果本书的写作存在着某种“雄心壮志”的话，那就是对真实——文学、历史和人的真实的追问。吴浊流文学及其思想、人格的真实是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是在时代变化的语境中进行修复和还原的工作。　
　　的确，文学作品的主题、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美学价值等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不存在权威的解释，不存在终审法院的判决。首先令人信服的阐释，不是权威的论述，甚至也不是知识和智慧的展现，而是对真实的接近和揭示。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思潮汹涌的时代，“真”因屡受质疑而似乎已被悬置，但对“真”的渴望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内驱力。然而，求真之路是艰难崎岖的。需要阅读，需要理解。阅读作者的具体文本，也阅读历史和文化语境这一巨型文本。理解作者的意图，也理解作者的意图被发现或被扭曲的潜在阐释机制。因此，知识和视野的开阔成为求真的前提。除了阅读吴浊流作品和台湾学者的研究论著，本书还将吴浊流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格局中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一翼。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吴浊流的文学创作，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宏伟背景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本书对中外学术成就的借鉴，不仅出于对人类知识的共通性的信念，而且还因为对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环的理解。　
　　诚然，任何阐释和还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重构。对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对研究对象多面向、多角度的透视和发掘，也是阐释的别开生面与有效性的保证，是重新走进对象与接近真实的必由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