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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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与“偏离”是法国新修辞学和比利时列日学派修辞学中的重要概念。“零度”是指常规的、中性的话语修辞状态，“偏离”则是对零度的违反状态。实际上，无论日常的口头语言还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绝对的零度和绝对的偏离都是不存在的。两者是互相补充、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亚细亚的孤儿》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质，决定了它的语言艺术性。“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句子使用的都是规范语言即“零度”语言，然而这三个句子的修辞手法却是一种“偏离”修辞，因为它不给出明确的意义。反过来就是说，作者写下这三个句子，不是为了强调它们的意义，而是出于修辞艺术的考虑，是一种审美的需要。
关于《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艺术，还可以借用西方当代小说文体学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J。Mukarovsky）的“前景化”和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的“陌生化”理论来分析。“前景化”指作者为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对标准语言（语法）有意识的违背或偏离；或指作者出于同样的目的而频繁采用的某种语言结构。前者是性质上的前景化，后者则是数量上的前景化。转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85页。《亚细亚的孤儿》关于太明最后逃到大陆参加抗战的暗示，也使用了“数量上的前景化”手法。在《日美战争》一章中，作者写道：
（太明）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意念：那就是趁此机会再到大陆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生活。他不能像米店老板所说的：“不管世局怎样紊乱，我们只要身边有两块钱就行了”（意指花两块钱买一双高木屐，便可以看那些“皇民派的丑相及日本的失败”）那样地袖手旁观。可是要到大陆去，必须要有大陆方面的签证，而太明在大陆上的友人，事变以后都迁到内地去了，并未留居在日军占领的地区。目下又无法弄到乘船许可证，何况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海运已停顿了三个月，航空方面也没有机会，要设法弄签证实在是绝无可能，因此太明大陆之行的念头便不得不暂时打消。《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73页。
接下来的《新职》一章，又这样写道：
随着国际形势的激变，太明回大陆去的念头更坚强起来，但他的希望却始终无法实现。他那种热烈的愿望，终于因申请护照手续过于繁杂而遭受挫折，因此他不得不暂时雌伏以待。他虽然是守株待兔之流，但探究他的心理状态，却未必完全消极，他宛如一只狐猿，正在暗中不断地窥伺敌人的虚隙。《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74页。
在更后的《高风亮节》一章，又有这样的描写：
“紫媛想必长得很大了，她跟着淑春仆仆于抗战的旅途中，恐怕不能好好地读书吧？”他（太明）这样想着，舐犊亲情不禁地油然而生，越发激起他回大陆去的意念。他认为在协会里做事实在太愚蠢，甚至觉得留在台湾都是索然无味。同①，第289页。
在接近全书尾声的《恶梦初醒》一章，太明的侄儿达雄受到“皇民化”的蛊惑，为了参加“特种志愿兵”，从大学里回来。作者这样描绘太明面对正陶醉在“皇民”幻景中的达雄时的内心波澜：
太明用同情的目光望着达雄，心想：真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可怜的青年！太明忽然想起以前被征召的时候，看到祖国的青年，为抗日而牺牲，慷慨就义的态度。现在对这被骗而不自觉的台湾青年，感觉更痛心更难堪，他简直和那些高唱军歌招摇过市、丧失人性的荒唐青年完全一样。《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318页。
以上在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太明想回大陆的强烈念头，以及对他“再到大陆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生活”、“不能袖手旁观”、“觉得留在台湾都是索然无味”、“宛如一只狐猿，正在暗中不断地窥伺敌人的虚隙”、“想念仆仆于抗战旅途中的女儿”、“想起祖国的青年，为抗日而牺牲，慷慨就义的态度”等等这些心理活动的刻画和相似的语言表达，与结尾《疯狂》一章关于太明潜逃到大陆的“传说”一起，合成了一种“前景化”的手法。这一“前景化”的手法对太明最终逃归祖国大陆投入抗日洪流，对小说的抵抗和认同主题，起着加强暗示和递进烘托的作用。“前景化”的语言叙述所形成的语境，制约和规定着《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构思和叙述。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艺术也具有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倡的“陌生化”效果。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旨在使人感知事物，艺术技巧在于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从而延长并加强感知过程。感知过程是美学的目的所在，所指物并不重要。转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66页。诚然，在吴浊流的文学思想中，内容（所指）比形式（能指）更重要，而且由于语言障碍，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主要是在内容而不在于表达能力。他应不会认同什氏所谓“所指物并不重要”这种主张。但是，吴浊流作为作家和诗人，不可能对艺术形式掉以轻心。《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就运用了“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这一“陌生化”手段。“陌生化”避免直接指称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使事物变得新奇陌生，从而使读者（接受者）产生对事物的清新感受。“陌生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效果。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也切合着中国古典文论所推崇的“含蓄”风格，是这一风格的表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指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第334、335页。刘勰认为，杰出的文章，有的警策，有的含蓄。含蓄是意在言外，微响从侧面传送，文采隐伏而发光，如同爻象变化为互卦，河流蕴藏珠玉。互卦变爻，化成四象；珠玉潜藏水中，使水面产生或方或圆的波纹。深沉含蓄的作品，曲折地包含着无穷的韵味。由语义而产生言外的深意，犹如变爻而成为互卦这一道理。宋代诗评家严羽《沧浪诗话》也极力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指出：“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转引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年8月初版，第2卷第482、483页。宋代的诗人梅尧臣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转引自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24页。宋代词人姜夔云：“语贵含蓄。”同③。清代诗评家吴乔《围炉诗话》亦云：“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5月第2版，第335页。大陆当代学者钱锺书将含蓄解为：“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里行间，即‘含蓄’也。”他还辨析了含蓄与寄托的区别：“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初版，第108、109页。钱锺书认为含蓄是意义已蕴藏于作品的语言之中，只要顺着作品利导推敲就可以明白作者的意思；而寄托则需要到作品之外寻求。含蓄风格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已经常出现。钱锺书上述的见解即是针对《诗经·郑风·狡童》的创作技巧而阐发。“意竭则神枯，语实则味短，惟含蓄不尽，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焉，斯为上乘矣。”（清）高步瀛编：《唐宋诗举要·序》；转引自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26页。吴浊流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造诣使其深谙此理，他的不少汉诗作品即颇得含蓄之妙。在《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构思中，他也力避“语实味短”，而求“含蓄不尽”，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小说的审美价值。
《亚细亚的孤儿》还隐含着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主体间性的揭示。主体间性是胡塞尔先提出，之后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的角度上建立了主体间性理论。与主体性理论将存在视为主客体之间关系不同，主体间性理论将存在看作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主体间性实践并非自胡塞尔、海德格尔哲学理论出现之后才存在，而是之前一种尚未获得理论发现与总结的创作现象。巴赫金就曾指出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和多声部小说的创造者，是为生活提供基本准则的对话小说的作者。因为他的小说体现了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乃至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而自我与他人同为存在的主体，自我是“自己眼中之我”，他人则是另一个“我”，是他人之“我”。“‘我’从本质上就不可能是孤独的、单个的‘我’。必须是（身份平等的）两个和许多个‘我’，两个和许多个无穷性相互映照和相互确证。”［俄］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1961年》（潘月琴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346页。对话的方法能将客体（实质上是物化了的人）转化为另一个主体，另一个能展示自己的“我”。巴赫金还提出了作者与主人公这一对概念。他认为，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应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间的关系。但作者的意识是涵盖了主人公意识及其世界的意识，作者在主人公面前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外位的立场。作者在创作中具有一种超视。正是依靠这种超视，作者才能创造作品这一整体并最终完成整体。中国大陆学者近几年来也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间性问题，讨论主体分裂成为不同的自我这一文学现象，认识到作家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对话、审视、反思来探究自我、把握自我，揭示自我的深层结构。刘再复、杨春时：《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南方文坛》杂志2002年第6期。台湾学者吕正惠在谈到《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局时认为：“胡太明并不等于吴浊流，而吴浊流对胡太明的人物造型，又必须考虑到曾君这个人的互补作用，也必须考虑到吴浊流所完全缺乏、而胡太明却被刻意安排的‘广东之行’。”吕正惠：《被历史命运播弄的人们——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陈义芝主编：《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页。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主体间性问题。小说里的曾在中国大陆找到了自己坚定的民族认同，他鼓励胡太明要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要具有滔滔扬子江般的宽阔胸怀，要克服自怜自艾和怨天尤人的“庶子”意识，而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曾自己最后也毅然地步入了抗日阵线。而胡太明的广东之行，则是见证了少年游击队长等抗日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壮举。
在《亚细亚的孤儿》中，除了曾和少年游击队长以及蓝、詹，小说设计的外交部参事张这一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主体间性。太明是在南京当日语学校教员时与张结识的。对两人的交往和谈话，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凡是有利敌行为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汉奸’，不过‘汉奸’的种类却不相同。据我看，历史上的‘汉奸’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识之徒，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和‘汉奸’同样的罪行；第二种是利欲熏心之流，他们为了利之所在，便争先恐后地去攫取，这些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似乎有点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毫无思想和节操的机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