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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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一九二七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还是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锤炼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次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也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五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年三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一九四四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八月二十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却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第八部分：锤炼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了。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十二月又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一九二五年三月返苏。
一九二五年五月来华，一九二六年一月返苏。
一九二六年六月来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返苏。
一九二七年初来华，一九二七年六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在中国发表。他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此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一九三五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一书。
一九五○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第八部分：锤炼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