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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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个党纲，便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疏漏之处。除了第十一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第九条、第十三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引起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前后文不衔接。
尽管仓促成文，但是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
据李达回忆，宣言的大致内容如下：
第七部分：成立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2
“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着手进行之际，湖面上忽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们收起了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
“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过，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事后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局无关。
一场虚惊过去。选举继续进行，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又名濮德治，他说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我母亲是堂姐妹”）写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一九八○年版。，内中有一段颇为重要的回忆：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七月三十一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八月一日。除了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举行。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八月五日举行。如苏联К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ЮЛ斯穆尔基斯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八月五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之中。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的，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一九五九年，中央拨专款三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一九六四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转为了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1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因此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有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引者注：即王会悟）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