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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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临汾的？”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
陈法庆正在解救一只倒挂在渔网上的麻雀。
他想解开网。母亲冲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挂在那儿还能吓吓别的。”一群村里的孩子，刚刚从地里挖野菜回来，手里拿着剪刀。不知怎么“呼啦”一下进了院子，都盯着那只麻雀。
领头那个个子最大，说“这个好吃”，伸手就去够。
老陈一着急，把网剪破了，把鸟攥在手里，翻过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缠在脚爪上的黑色细网。一点一点。
小孩不耐烦，伸手来抓。他一扬手，鸟飞了。
这个细节，和他有点剃得太光的后脑勺，让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农民，只上过六年学。一九九九年开始，为了村子附近石矿的粉尘和流过家门口的脏水河，先到处投诉，随后把区环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着给人大写立法建议，最后干脆自己出钱在《人民日报》打公益广告，“要感化那些看报纸的公务员，去真正关心环境”。
二〇〇六年，我见到他。能证明他富裕过的只是一辆满是灰尘的奥迪。他准备卖了它，成立个环保基金会。阿甘只是电影里虚构的人物，但陈法庆有他真实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补好的渔网，身后没人跟随。村里人都说：“陈法庆给我们办了不少事。”
我问他们：“那这七年里，村里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的。”一个矮矮壮壮的小伙子说，“前年他要我们联名写个呼吁，我没写。”
“为什么？”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钞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烟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陈法庆不就在做？”
小伙子插句话：“村里人觉得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闲事？这不都是你们每个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有次与《半边天》的张越聊起，她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右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到达。”
郝劲松也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几乎是青的，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十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人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
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当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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