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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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膨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精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设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水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赵河》的一夜。达尔等往巴黎给我U］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亲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按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烟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
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破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
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旗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囫。
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终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死去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尽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视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仍B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河。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农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马的名胜，她用手把它们弄成扇形一张张给我看。我突然受到了震动。在这些关于这座永恒城市的风景中，我看到一张极为色情的照片。接着又是一张，随后她带着假装的纯洁神态，用一种优雅的害羞动作合拢了这堆明信片。真无法让人相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明白了我虚构的故事。她只是我误入歧途的想象的葛莉塔·嘉宝，再者她跟这位明星肉体上也很少相似之处。这个女人是位裸体模特儿，是我的一位模特儿的朋友。她一定是从那位模特儿处了解到我收集色情画＠。她碰到我，在博物馆里认出了我，想向我提供她本人的收藏，于是就追赶着我。
这个明显的混淆令我不安。我的脑子有了问题。一些时候以来，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加拉发现我太孤独了，把我带到了山区；在接近柯尔蒂纳和奥地利边界的特列一克罗西，我们住在一家旅馆。她从这里回到巴黎呆了十五天，把我一人留下来。
就在这儿，我收到来自卡达凯斯的坏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我三十来个朋友，特别是利加特港的三名渔夫。我该决定重返西班牙继续我这些自己人的命运吗？我始终呆在房间里，一直担心加拉不在时我会生病。我得补充一句，四面八方环绕的山峰真把我迷住了。或许应当去西班牙！但那时，我应当加紧享受我所有的健康，以便在这一牺牲的过程中拥有最大限度的活力。我怀着恐慌，严格地照料着自己，为了一点点不正常的粘液，我就匆忙往鼻子里滴几滴药水。我白天都花在漱口上。最微小的丘疹或湿疹全让我慌恐，夜晚我擦抹护肤霜。由于监视疾病和担心炎症而不停地摸着阑尾，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细致地检查我的粪便，心跳着像挂钟一样准时走进厕所。六天来，每当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挂在墙上的白色马约里卡陶器粘着一大块鼻涕，我就心神不安起来。除此之外，厕所是清洁的。只有这块鼻涕让我恶心。最初我注视着别处，装作没看到它，可它越来越强迫我注意它。这块鼻涕显然是有暴露搞的东西。它卖弄风骚地紧紧缠着那个马约里卡陶器，我不妨冒昧说一句，不可能不看到它。另处，它还是块相当干净的鼻涕，具有略带绿味的美丽的珍珠灰色，中间有点儿棕色。它末端呈尖形，从墙上翻立起来，好像撩拨人们对它采取行动似的。六天过去了，而我却无法同我的顽念做斗争。第七天，我开始行动。这块鼻涕破坏了排便给我带来的那种满意的快乐。我鼓足勇气，用一块薄纸裹住食指，用最猛烈的动作捏着这块鼻涕，想把它弄下来。一股难忍的疼痛袭上我的手指。这块鼻涕像针一般坚硬，刚深深刺入了我的肌肉。血立即涌流出来，疼得我泪水直流。在我的房间里，我想用双氧水给自己消毒，不过最严重的是一部分鼻涕仍贴在指甲下的皮肉上，我不知怎么能弄出它来。疼痛有所缓解，可出现了阵阵刺痛。感染开始了！我像死人般面色惨白，下到餐厅，跟旅馆老板说明我的情况。从我开始住到这儿起，这个人就尽力亲切地同我讲话，可我十分冷淡地回答他，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着我这么意外的新态度，他殷勤地连声回答我。他希望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指。
“别碰它，”我说，“请只看别碰。这严重吗？”
“这东西好像扎得很深。”他说，“可这是什么？是木刺吗？是根针吗广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跟他泄露这块微黑的东西是鼻涕。只有萨尔瓦多·达利才会遇到这种事！一块鼻涕嵌入了这只变得发紫的手的皮肉，必须在破伤风感染身体其他部分前把这只手切下来。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陷入最阴暗的绝望之中。内战的任何一种折磨都无法同我这天下午经受的这一想象的酷刑相比。我想象着手被切了下来。怎么处置它？有装手的棺材吗？要立刻理掉它吗峻从没这样生活过：总想着跟我分离的手将在一个匣子里腐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