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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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彩厂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找，”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找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人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找，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广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广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铝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喷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芙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干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美。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按酒。总有不少客人，这儿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土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根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找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f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神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找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找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动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巴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例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按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