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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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250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105000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静，对朝廷6月20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义和团造反”（Boxer 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意也。
想增太后与光绪帝于8月15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1902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于1901年9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之朝臣11人判死刑，4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3人由朝廷“赐死”，又2人被判减为边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2人。
条约其他款项停止45个拳匪生事城市之科举考试5年。中国派遣特别使节往德国及日本谢罪。所有自海岸至北京之通道不设防，连大沽炮台一并拆毁。外国有在北京使馆驻兵之权（后来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则是引用此项特权）。中国两年之内不得输入军火。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大略为全国5年之财政收入。再加以应付利息，此数必至40年方可偿清（以后美国发起以赔款在中国兴学，有数国循例照办）。条约签定之后，帝俄占领满洲之一部分不撤兵，是为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之导火线。
即仍在西安避难之日，慈禧太后已开始下诏改变方针。回京之后，她实际等于重新公布光绪之改革，亦即4年之前她所嫉视之改革。在某些方面她尚将其范围扩大。例如改官制，即成立内阁之11部，将以前各旧式部院裁撤归并（如陆军部辖以前之兵部及太仆寺，礼部辖以前之太常、鸿胪、光禄三寺）。全国科举包括殿试乡试概在1905年停止。又派遣考察团由亲王一人率领赴海外观察各国行政情形，准备立宪，定期召开各省及全国之咨议局及资政院。
此时太后无从了解中国纵在20世纪之末期亦难行使民权、组织民选政府、对选民负责，何况80至90年前。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帝制结束，民国肇造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驾崩。这离奇的遭遇似有暗算。虽说他已多时健康欠佳，她却健康活跃。事实上她在13日主持立宣统（本名溥仪，1908一1911在位）为嗣君，后者才3岁（可是也有她身体欠安的传说）。其实，内幕如何，已无关宏旨。宣统命中注定为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再3年而有中华民国，不仅满清入主267年至是终结，而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2132年，也成了历史上的往事。
医学博士孙中山，大革命家，看来曾希望实现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则他不会作上李鸿章书而盼望能见。到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之后，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广东人，又谙英语，就容易和海外华侨接近。可是从他的回忆录上看来，他起先觅取支援仍至为艰难。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其中有些烈士尚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会党基本上是社会精英，却无法和群众接近。初时他们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动，散发煽动性的传单、暗杀和占领官署发难。逐渐的，他们才认清他们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秘密结社和潜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陆军作为以后行动之根据。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广州发难，仍然失败，72烈士因此丧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这次，革命党员在汉口的地下组织不慎，使一颗炸弹爆炸。经过巡警调查，一批党员名单败露，内中牵涉新军里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们逼不得已提前举事，既无安排好的领导人物，也无预定计谋。黎元洪，满清新军协领（旅长），被强迫推戴为革命军总指挥。又在这紧急关头，清朝的总督不战而逃，给革命党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喘息机会。不久其他省份接二连三宣告“独立”，也就是脱离专制的朝代，准备与武汉的革命党人协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绪正妻）只有替义子主持退位。
新旧体制不衔接
民国成立后的20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孙中山将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他就是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只因为他这时候还控制着满清的新式陆军，理论上还有打败革命党的可能。有了这样的妥协，和平成为事实。欧战在1914年爆发，列强无力东顾，日本于翌年向袁提“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履行，中国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幸亏袁世凯死在1916年，他的皇帝也只做了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消。在这段混淆的局面里，又有蓄辫的将领张勋复辟。1917年他将宣统搬出来再度称帝。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19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