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档案-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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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5岁的爱因斯坦出于对军事化模式的反感而离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关系重回柏林。爱因斯坦对战争深恶痛绝，在一份号召欧洲人民团结起来的反战宣言中，他是签名的4个著名知识界人士之一，并出席了和平组织大会，这一举动当即惊动了世界。
1919年，爱因斯坦提出著名的“相对论”，改写了空间和引力定律。随后几年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倡导和平以及裁军的组织名单中。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反战与维和的活动，甚至参加的争取和平活动竟多于科学会议。爱因斯坦还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是人权运动最早的倡导人之一。在德国，纳粹党在1922年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这些情况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932年，一个叫“妇女爱国者”公司的组织写了一封16页的信给美国国务院反映这一情况，信里写到：“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多无政府组织，应当禁止爱因斯坦进入美国。
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在1933年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和教育活动。
自从爱因斯坦来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就一刻没有停止对他的监视，他们甚至和移民局合作调查，密谋商议是否需要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当时，联邦调查局把监视目标对准他和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女士两人。海伦·杜卡斯自从1928年以来，一直为爱因斯坦工作，并且和爱因斯坦以及他的继女和姐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在爱因斯坦的妻子埃尔莎去世后，正是因为杜卡斯的努力才保证了爱因斯坦舒适的生活。
1944年早期，联邦调查局获悉杜卡斯可能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从而一口咬定她正在从事“高度可疑”的活动。在所有调查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要求联邦调查局监听杜卡斯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们担心授人以柄，因侵犯公众隐私而惹火上身。然而，联邦调查局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收集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他们很快就发现，其中多数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联邦调查局特工们调查出爱因斯坦曾经和苏联副领事帕威尔·米可哈伊洛夫在纽约见过一面。而这次会面是由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的俄国女人安排的。
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其实是个苏联间谍。根据1998年拍卖的一封爱因斯坦的信证明，她也曾是爱因斯坦的情人。
玛格丽特是个神秘的俄罗斯女人。在30年代，她与爱因斯坦邂逅相遇时，早已结婚了，其丈夫是个俄罗斯雕塑家。当时玛格丽特在美国的“任务”就是勾引大西洋西岸所有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让他们能为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效劳。作为派驻在美国负有特殊使命的苏联女特工，她混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用尽浑身解数终于捕获了爱因斯坦的心。
爱因斯坦在玛格丽特回到苏联后寄给她的那些“情书”中，把他俩经常幽会的那间办公室称为他俩的“洞房”。在情书的末尾，为了表现他的一往情深，爱因斯坦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首位字母和她的姓名末尾字母交错在一起来签名。
玛格丽特成功地使这个科学家和她的上司、当时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副领事帕威尔·米可哈伊洛夫之间建立了联系。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她多次安排爱因斯坦与副领事进行会晤。在米可哈伊洛夫的“关注”下，爱因斯坦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份电报。在电文中，他谈到原子武器给世界带来的新危险。
但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的那份调查文件怀疑到他的反战立场和左派倾向，尽管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名单中写有爱因斯坦的名字，但他最终还是被阻挡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之外，根本无法给苏联提供任何关于原子弹技术的情报。
爱因斯坦是于1949年10月正式加入美国国籍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成为活跃人物，他坚决反对东西集团的冷战，为以色列的建立四面奔波，在联合国讲坛上为成立世界政府而大声疾呼。
1950年2月12日，在某电视谈话节目中，爱因斯坦讨论了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第二天早晨，局长胡佛就下达命令对他进行全面调查，力求找到一切爱因斯坦的可疑证据。
通过密报FBI找到了一些“惊人”的罪证：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有一条俄国间谍20世纪30年代埋下的电缆，他的打字员和秘书可以通过这条电缆和莫斯科方面电报联系。但是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并没有一间办公室，他只在家工作，他的秘书杜卡斯也是一样。探员们返回头去向密报者深入了解内情，这个人却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
当爱因斯坦发现自己被秘密调查和监视时，极为失望。他在某次对外界的谈话中说：“我之所以选择了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度有充分的自由。我把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错误，而穷我一生，也无法弥补这个错误了。”
1955年，爱因斯坦由于腹部主动脉瘤的病症日趋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同年4月18日，拒绝任何治疗的爱因斯坦悄然去世，享年76岁。对爱因斯坦进行了30年调查的联邦调查局为他建立了数千页之多的档案，其中没有找到任何危害美国利益的证据。《爱因斯坦文件》也随着时间不了了之。
要案档案监视爱因斯坦（2）
“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
“谁丢失了中国？”
二战结束后，打击共产主义威胁成为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从4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对苏联全面遏制地政策，外交工作和军队全力以赴在海外对苏联进行威慑，在国内，公众醉心于发现和惩治“共产主义威胁”，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成为“间谍臆想症”的牺牲品。不甘寂寞的联邦调查局也利用这个时机在打击共产分子的活动中频频出手，甚至不惜竭力夸大共产党的“威胁”，以提高自己的战绩。
由于政府的轮番镇压，美国共产党人数在战后数年里连年下降，从1944年最高峰时期的8万人剧降到1956年的2万人。到1962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至8500人，到1974年时，则只剩下2000多人。该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已经遭到很大破坏。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在国内已经基本没有了事实上的破坏力。到胡佛晚年时，他曾经对自己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大发脾气：“如果你不断胡说国内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我怎么好从国会弄到拨款？”可见，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所谓的共产党的威胁早已是吓唬统治阶层的谎言了。
由于共产党的实力已不足为虑，联邦调查局必须马上寻找到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题材。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联邦调查局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战期间，出于迅速打败日本的战略考虑，在远东和太平洋方向美国需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并使之成为战时和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因此需要中国成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罗斯福总统把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列入了与英美苏并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但是，蒋介石政权终究还是打碎了罗斯福总统的如意算盘。一个新生的“红色”中国出现在古老的东方。美国曾寄予厚望的一个忠实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只能退倨在一块小海岛上。
“谁丢失了中国？”美国上下不禁问道。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无异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蒋介石政权无异是美国的一个工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居然换不来歼灭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美国人当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反共斗士”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指责国务院里有意识地窝藏了200名以上的共产党人，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外国可能进行侵略，而是被国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说，整个国务院都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了。1950年～1954年，此人在参议院大放厥词，任意以“亲共和反美活动”为借口捕人，造成大量的冤案，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联邦调查局则为“麦卡锡主义”提供物质保障。在这个时期，如果有谁胆敢对中国国民党表示一点不满，或者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作一点客观的评价，就会因为“叛国”罪名而遭到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联袂进行的非法调查。国务院里的那些“中国通”，由于曾经预言过国民党的失败命运，便成了“丢失中国”的替罪羔羊。我们从“中国通”谢伟思的遭遇可以窥豹一斑。
“中国通”眼中的中国
谢伟思童年时代在中国四川成都度过，11岁时回到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21岁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选择了外交工作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通过了国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了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因此，他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动荡，与国内官员相比，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触。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被调往“陪都”重庆，1944年7月担任派往中共政府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军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有利害冲突。
对照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是被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却不这么以为。谢伟思的报告一直尘封在国务院的档案里。
在延安时期，谢伟思在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时惊奇的发现，日军侵占中国大半河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后方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的同时，中共根据地的军民却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鲜明的反差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决不止此。谢伟思发回的数百份报告均如泥沉大海再无回音，而他作为一个忠诚于国家利益的职业外交官，将因为这些真实的报告而受到惩罚。
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完全是中国现实造成的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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